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6)

　　国内国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撰述里面，都有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做一脉相承的。那么，共和政体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关系怎么样呢？

　　洋务运动的理论家冯桂芬，最早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所谓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就是说，君君臣里那种封建秩序不可更易。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后来发表《劝学篇》，发挥冯桂芬的思想，明确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③[《劝学篇·设学》。]。把这个口号具体应用在政体问题上，就是尊君权，反民权--不管哪种形式的民权。《劝学篇》上说：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倡民权之说，实在危险！中国虽非雄强，百姓却能够相安，全靠朝廷的纪纲维持。民权之说一且流行，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外人必来乘机占据。泰西各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如果人人自主，“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蕃蛮獠，亦必无此俗”。总之，“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万万讲不得①[《劝学篇·正权》。]。几乎同时，大官僚孙家鼐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强调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神圣相继，政教昌明”。他所说的“中学”，即以君主统治为中心的政教，意思是很清楚的。维新派主张开议院，兴民权，在这个问题上跟洋务派分手了。但他们兴民权的界限，到君主立宪为止，从来也没有逾越过这个界限。参加维新运动的个别人如谭嗣同，强烈反满，流露出有反对君主制，赞成共和制的思想。他在《仁学》上说，法国革命，宣传“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也有人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这都证明君主制为害，非生人所能忍受②[《谭嗣同全集》，60页。]！谭嗣同的某些话相当激烈。但《仁学》一书，在他生前并不曾印行，那些思想也不见于别的地方。因此，它与维新运动毫无关系。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共和政体的反对者。康有为的言行尽人皆知。梁启超与革命派论战，斩钉截铁地说：“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共和政体就算不坏，“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与汝长别矣”③[《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武昌起义一个月以后，梁启超仍然主张虚君共和，并总结以往的观点说：“吾五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恨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走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态，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重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虽然，吾盖误矣。”如今清朝皇帝人心尽去，已经无可挽回。“然则舍现在皇统之外，仍有行虚君共和制之道乎？曰，或有一焉：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此视希腊、挪威等之迎外国王子，其事为尤顺矣。夫既以为装饰品，等于崇拜偶像。则亦何人而不可以尸此位者，此或亦无法中之一法耶？”①[《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第十册。]严复在辛亥革命以后很久，照旧鼓吹君主制，反对共和。他认为“天下仍需定于专制”。“项城之失，……固别有所在，非帝制也。……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中外人士同此言”。“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总之，鄙人自始至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政体。”②[《与熊纯如书》。]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共和制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恰恰相反，是彼此对立的。如果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讲“民权”，表面上还有一点联系，那么，洋务运动一味尊君权，反民权，与共和制任何联系也没有。即使凭这一点也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

　　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而奋斗，再一个重大贡献，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国共合作，准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新三民主义的基础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依据这个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全面的、新的解释。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民生主义强调扶助工人、农民。关于民权主义，那上面写着：“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而且直截了当指出，国民党的民权，与所谓“天赋人权”的主张不同，务求适合现在中国革命的需要。“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意思明朗，敌我界线昭然。《宣言》末尾指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也就是凡与此不同的，便是伪释，是赝鼎，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同志评论说：在那以前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在那以后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这个划分是准确的。以前不存在三大政策，以后立足于三大政策，两个阶段，区矣别矣，至为显著。

　　新三民主义是怎么产生的？《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出现三民主义的提法。其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日民权、日民生。”从那时起，孙中山不时宣传他的主张。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著《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书，阐述革命的必要和种种设想。那些论著对三民主义却没有增添任何内容。《民权初步》专讲开会、发言等程序，不涉及民主的实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崭新的形势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这是外在条件。孙中山近二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景仰和同情。现在他以锐敏的眼光洞察到要使中国革命胜利，必须“联共”，接受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帮助，与马克思主义结成伟大同盟。照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这二讲。]。这是内在的根据。条件通过根据起作用，新三民主义于是乎诞生了。在这里，孙中山给自己树立起了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所能达到的巍峨里程碑。国民党的党史著作、自邹鲁《国民党史稿》以下，讲这一段历史，都极力把孙中山描绘为仿佛受共产党欺骗、利用，然后又觉悟到“共党跋扈，应予制裁”的样子，完全不真实。宋庆龄秉承孙中山遗志，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毅然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奋斗不懈，就是对那种不实描绘的有力反驳。那一段历史，应当重新认真加以研究。

　　国共合作，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准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