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3)

　　第二，坚持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爱谁的国的争论，归结到一个焦点：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还是经过立宪改良，保住清朝统治。辛亥革命以前，国外的康梁派，国内的立宪派都因为害怕革命，极力要求改良清政府，保住清政府，扑灭革命于无形。康有为说，革命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梁启超说，革命是要“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张謇说，革命派实属盗贼之流，六朝五代分裂惨祸，会要重见于今日。他们一致断定，爱国救亡，只可以走立宪改良的道路。孙中山、革命派，坚持爱国必须打倒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傀儡的清政权，釜底抽薪，走革命的道路。照改良派、立宪派的道路，实际是让清政府挂上立宪招牌，继续保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支柱。中国只会依旧黑暗下去。照孙中山、革命派的道路，推翻清政权，也就有力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开始走向结合。中国的复苏从此才有希望。

　　章炳麟、孙中山一九○三年分别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是革命派对保皇党、立宪派大论战的开始。孙中山《敬告同乡书》中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①[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二·函札），第112页。]他痛斥立宪派，说他们是同吴三桂、洪承畴、曾国藩、左宗棠一样的汉奸。什么官爵呀，银行呀，铁路呀，矿务呀，商务呀，学堂呀，等等，不过是他们诱人的工具，骗人的谎言②[同上书，第一集（三·杂著）第1072页。]。同盟会成立，论战进一步展开。《民报》第三号宣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十二条，集中起来就是一条：反清革命与拥清改良。《新民丛报》把它的论战文章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民报》指出革命与改良，确实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但如果照改良派的主张去做，“则可以立亡中国”。一九○六年《新民丛报》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说，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主张立宪的被骂为卖国，理不直，气不壮，承认在思想理论斗争中，革命派胜利了，改良派失败了。不久梁启超托人游说，希望《民报》与《新民丛报》“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最激烈的排满鼓吹者章炳麟呢也认为“可以许其调和”。孙中山反对。革命派从国内分散的群众反抗斗争中吸取力量，又在群众中传播革命火种，经过种种努力，最后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打倒了清朝政权。这是他们坚持革命道路的结果。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一一叙述过他亲自参加的武装起义。那些斗争是应当注意的。但是像从前国民党一些出版物那样，把清政权覆亡简单地看做由那十次起义所造成，显然违背历史。他们眼睛里没有人民群众的存在。反过来，近来西方有的研究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贬抑、以至否认孙中山、同盟会的领导，以为他们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样也不合事实。如果确实那样，那么，武昌起义者所奉行的纲领、政策为什么就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纲领、政策呢？武昌起义以后，各省怎么会纷纷响应的呢？南京革命政府的诞生、孙中山被举为临时总统等，又何以解释呢？栋梁连云，不能缺少正殿；万山磅礴，其中必有主峰。这要靠观赏者的眼光去发现、判断。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接替清政权的反动统治，孙中山抱定革命宗旨，继续前进，一直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爱国必须革命，这是孙中山所毕生坚持的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近两年里，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中，有一种从外国人早年的著作里搬来的被视为时髦的观点，以为只要依照立宪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似乎也可以近代化，怀疑辛亥革命的必要性，甚至革命可能反而把事情闹糟了。分析这个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历史。最初，地主阶级中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希望在遵守不平等条约，不触动封建制度要害的条件下，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保住旧的统治秩序，实现所谓“自强”“自立”。推行的结果，中国进一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难于成长。经历三十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倡导、启迪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应运而起。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变法改良，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奖励民族资本，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一手握着皇帝命令，一手举起孔学为护符，表面上雷厉风行。封建顽固势力略施还击，维新运动又迅速失败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任凭研究者这样那样解说，一个卖国，一个爱国流血，性质不同。但它们的失败，说明同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求独立富强，达到近代化，走改良的道路，不管皮毛枝节的改良，还是政治制度上的改良，迎面四个大字：此路不通。洋务运动把中国“自强”“自立”解决了，维新运动就不会出现了。同样地，维新运动把中国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了，辛亥革命就不会出现了。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维新运动。同样地，维新运动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前进所必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由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是根据这种必要性来评价革命派、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的。认为立宪派的道路可以致中国于近代化，相信这种说法，不知何以看待从洋务运动到立宪派本身一连串失败的历史。革命派、孙中山试图经过革命，凿开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通途，立宪派抵制革命，阻塞那种通途。他们的根本相异之点，就在于此。

　　第三，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

　　孙中山登上政治舞台，很快就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势。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成了孙中山全部爱国斗争的一项迫切任务。斗争的时间越长，他越发深刻地理解到，封建军阀割据、国家不统一，与外国侵略势力、不平等条约是牢固纠结在一起的。这种理解，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述：“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①[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四卷本），第三卷（宣言），第70-71页。]一九二四年从广东北上，他多次谈话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中国现在是作十几个国家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中国近来的兵和督，都是外国条约造成的”。排除扰乱中国的外国势力，中国的和平统一才有可能。从广东到北京，要求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会议，直至在北京逝世，可以说，是孙中山谋求国家统一，作出的最后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