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总统”徐世昌在辛亥革命前后(一)(3)
辛亥革命网 2011-11-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 查看: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1909年1月,袁世凯被载沣罢官,其党羽都遭贬斥,徐也因与袁的关系受牵连。但他施展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庆亲王奕劻等亲贵行贿,多方讨好载沣而未受牵连,并很快得到信任,遂任要职。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次年8月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又授为体仁阁大学士。他一方面与奕劻及那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发其财;另一方面则将军机处实权操在自己手中,以至载沣竟然也离不开他。尽管如此,朝中每有大事,他必得密告于隐居彰德的袁世凯。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仍被重用。武昌起义时,徐力主起用袁,扼杀革命。他多次向清廷进言,保举袁以湖广总督再出督师。他亲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谘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加“太保”衔。两人再度风云际会,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他扮演内线的角色。1912年3月,袁窃得民国总统后,清帝退位,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急急忙忙避居青岛,“退思”去了,作出隐退的样子,以待时观变。“世昌虽助袁氏,而以受清厚恩,终不能与之绝;又袁氏有所要求于清室,为己所不能直接谈判者,更不能不任世昌为代表,于是令隆裕授为护帝太保,其头衔虽尊,而实闲曹。何者?让帝就学,已有其父栽沣照料,又有陆润庠、陈宝琛授读,初不必另求保傅也。故清、袁之际,授受礼成,袁氏已屈就为总统,世昌遂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避地去青岛。……盖无此行,不能脱清室职掌,而不脱清室职掌,不便为袁氏相国”。这便是退隐青岛的“避谤”,实有难言之苦衷。他决定先作一段时间的逊清遗臣,再出山入士民国,乃顺理成章之事。1912年4月他赴河南、山东、大连等地调研农村、城市建设,察看中兴煤矿,年底赴青岛隐居,“每日阅书、写字,间作画,为小女讲书,即在青岛寓度岁月”。
徐世昌弟徐世光,先于居青岛曲阜路8号。仍蓄辫以清室遗臣自居。当徐世昌至青岛时,已去了辫子。徐世光便数落徐世昌说:“弟官不过监司,犹感大清恩遇,守首阳之节,兄宰辅三公,何以遽忘先朝,而作出山之计吗?”徐世昌不加可否,一笑置之。他便同弟住在一起,少问政治,常吟诗作书自娱,曾绘《双隐读书图》,初衷可见。为摆出不问政治的样子,表示不同清廷贵胄有联系,在青岛时少与恭王溥伟交往,而载振曾登门造访,对外却言:是为其父兄奕劻私产关系。徐本来在河南辉县和天津两地均有房产,避居辉县,担心安全;往住天津,又怕离北京太近,有袁常去烦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到青岛适中。传闻,他在青岛的财产可值银四十万。后来,他的青岛置产皆委托周学熙代为经营。居青岛的清季重臣,约有数十人,各地来往者倍之。与其交往较密者,有李家驹和儿女亲家柯劭忞等,后来,这些人和他一样,都出任民国官职。当时,徐世昌入宴会,有随地吐痰的陋习,常遭到一些洋人的议论,后来,他便少列青岛宴会。
这时的徐世昌,仍惓念前朝,溥仪《我的前半生》云:1913年春,在为隆裕太后举行哀悼集会时,“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辫子跑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了寓公,起了一个有双关含意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谈到。”那便是有关徐在对待清室态度上的一些动向。1913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皇寿”;隔了六天,于2月21日便去世了。3月19日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满族大臣王公赏穿孝服百日,汉人中也加入了徐世昌和陆润庠、陈宝琛、袁励凖四人。4月8日为隆裕释服之期,军界举行“全国陆军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会”,领衔的正是辛亥年领衔劝退的段祺瑞。据张勋《松寿老人自叙》云:“明年(1913),移军兗州。徐公(徐世昌)偕田公文烈以袁公(世凯)意来裁江督,而以勋为镶红旗汉军都统。临别,徐公询有何说者。勋曰:‘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如是而已,无他语也。’”袁为什么派徐、田来的原因不明。胡嗣瑗补充则云:“壬子(1912)春,公移军兗州,王给谏宝田(字饴山)奉命办山东团练,遭国变,避居兗城中,以兴附带计说公,极相契合。每夜午,微行过宝田密语,或达旦乃归。幕客皆不得闻。时恭亲王居青岛,朝士如于侍郎式枚、刘副大臣廷琛、陈左丞毅、温侍御肃、胡侍御思敬,先后会岛上,谋讨贼反正,介宝田纳交于公。诸人游兖,必住宝田所。公辄密就筹议。袁世凯侦骑日伺动静,卒难得真象,而猜忌日甚,始遣徐世昌、田文烈来说公云。”袁派徐、田到兖州的原因已明。说明徐氏此次北京之行,还顺便代袁探查复辟动静。徐袁早有约定隐居二年为限。事实上,在青岛寓所,他与袁之间的往来信件和信使每月数次。显然他时刻关注着政治。此时的徐,则仍在待机而动,最先欲谋求外人的支持。七月,欲作日本之游,曾与陆宗舆至大连,适患病,赴日之行作罢。(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他还是派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过日本政界的态度。)从来他也没有停止期待投入政界。因为做官是徐世昌一生所追求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