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解读(6)

　　先是孙逸仙托法国友人欧几罗氏调查中国内地革命党之组织。盖欧几罗由孙逸仙介绍至东京同盟会。是时东京同盟会重要分子皆分途奋斗，散往各方，东京党部，仅属宣传机关，努力于民报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讯而已。（《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8—139页）。

　　解读：所谓“萍浏醴起义”，实为日知会再次策划组织的南方各省及陕西、河南、四川等地联合大举之前奏。同盟会成立后，仅初期开过几次会议，所设各部，形同虚设，未曾组织任何行动。其吴越炸五大臣系日知会会员杨笃生、吴越、胡瑛所为。不久，孙中山将日本黑龙会会旗作为同盟会会旗，黄兴见孙中山投靠日本人太露骨，劝其修正，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争执不过，离开日本往南洋。随后，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除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许多人愤然离开日本，脱离同盟会，同盟会由此四分五裂，形同虚设。只是孙中山仍以同盟会总理之名四处招摇，不可能派谁去组织那场起义。此次起义爆发前期，作为总指挥的刘静庵曾赴江西萍乡等地，亲临一线指挥。起义发动后，赴荆州，部署荆州、恩施等地策应，再回汉阳，主持此次起义的最高军事会议。力主武汉等地全面行动，一举推翻满清。因胡瑛等外出求援人员都两手空空而归，全面起义缺乏经济支撑，没有胜算。为保存革命力量，刘静庵放弃一搏。

　　丙午之狱系奸人告密

　　原文：自此（萍浏醴起义）失败，清政府之暴力更形伸张，而武昌日知会之秘密运动，不得不更加慎重。以刘敬安之镇静，作事之机警，各同志之团结，虽外间稍有风声，官场对于日知会暗中注意，但因教会机关，仅学生军人阅书报之所，官场亦无隙可乘。（《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1页）

　　（丙午）秋冬之交，郭尧阶泄其谋于巡警道冯启钧。刘敬安、朱松坪等被逮。(《自叙》5—6页）

　　由于日知会内部有汉奸郭定安（字尧阶沔阳人）向冯启钧告密，欲籍以升官发财也。（《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1页）

　　同盟会会员乔义生乃伴欧几罗入中国内地游历，兼作译员。先游京津，次游长江，再游南服。丙午五月初四，欧几罗自山东烟台电武昌日知会刘敬安，谓定于五月初八蒞鄂至贵会参观。刘敬安即约同殷子衡、朱子龙、吴昆、季雨霖、冯特民、李亚东等预备欢迎。届时，法人欧几罗果偕乔义生、邓家彦至汉口。刘敬安自武昌高家巷日知会渡江至汉口迎之。（《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8—139页）。

　　解读：丙午冬，日知会9名高层领导人被捕，冯特民、梁耀汉、余诚等领导人幸运逃脱，系内奸通过日本人向袁世凯告密。史界一直认为，系郭尧阶告密，曹君也是这般认为。其实内情并非如此简单，背后有着对日知会既妒忌中烧，又了如指掌的幕后黑手。据曹亚伯提出的两条线索，郭尧阶不可能掌握那样准确情报，只是清吏捕获刘静庵等人之向导。《真史》中介绍郭尧阶与刘静庵往来情节，其实并非郭尧阶，而是另外他人。

　　山西乔义生，1896年与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相识，入兴中会。1904年，受孙中山所派，经人介绍，到武汉潜入日知会。1906年春，又潜入湖北新军，任黎元洪医官，掌握有日知会大量情报。日知会遭破坏后，许多革命党人潜往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乔义生化名向大昌，按孙中山指使，也在此带活动。此次欧氏之行，乔义生若不知内情，孙中山不会派他作向导。法人欧几罗到汉，系孙中山请求法属越南总督相助所为。孙中山早年经李鸿章亲信（驻外使节）牵线搭桥，与倭寇和西方列强勾结，与对中国怀有极大野心的前任法属越南总督（曾任法国总统）保罗·杜美往来密切。孙曾于1900年、1903年两次赴越与杜美进行过长时间会谈，以“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承认政府一切外债和赔款，取消进口税，授予法国铁路、开矿特权等为条件，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军事参谋帮助”（此条件如得不到清廷首肯，法人不会相信，也不会那般帮他）。之后，法国在云南、广西和广东沿海势力更加膨胀。1905年秋冬之际，欧几罗直接上司、法国在天津驻军布加卑少校奉法属越南总督之命，在吴淞口外船上与孙中山密谈，商定派上尉欧几罗及其他6位军官，由孙中山调遣，刺探内地革命组织内情。这些，只躲明枪，不防暗剑的刘静庵等日知会领导人岂能知晓。当不明真相的刘静庵得知法国政府有意帮助中国革命，不知是诈，兴奋不已，带着日知会领导人亲往汉口迎接欧几罗等人，并在日知会举行了较大规模欢迎仪式。日知会实情更充分暴露。但欧几罗之演说，称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革命团体，客观实在，尤其是会后留下的那张照片，极为珍贵。从那张照片上，可见当时日知会之盛况及刘静庵在日知会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中外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置刘静庵死地，并残害其灵魂的重要原因。其郭尧阶之死，也非张难先所为，而是奸人杀人灭口。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美至英，接受英国《滨海杂志》记者采访，称“我密切注视着中国，以及国内发生的各种事情。慈禧太后死去，我意识到，命运之神是在做有利于袁世凯的事情。不久，他将成为我们国家命运的主宰。不过我也知道，要是没有我，他将一事无成。”(《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孙中山回忆录》)。清帝退位后的1912年9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招赴北京，拜望隆裕太后，不忘献媚，称：清帝退位，袁世凯掌权，为尧舜相让。可见，孙中山与清廷、袁世凯勾结由来已久。

　　原文：当时，被逮者九人，而受刑最酷者为刘敬安，次则朱子龙、殷子衡。以刘敬安为日知会会首，故首救刘敬安。(《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4页)。

　　中国革命党极表同情，愿亲往黄陂救刘敬安。其意甫定，而刘敬安已戴枷锁由兵士解甲入武昌城矣。(《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0—141页）

　　圣公会中西诸会长（即牧师）均明达，颇器重刘敬安等，闻其受刑极酷，群欲营救。会青年会总干事穆得（美国人）博士蒞汉演讲，闻刘敬安为信徒，欲赴北京为之宽解。时张纯一匿居圣保罗堂，即同余日章、孟良佐三人预备呈词。因请冯特民来询刘敬安被讯情形。遂分述十九条，为敬安辩护。词稿拟定缮毕，穆得即携之赴京，请美公使为之宽于清外部。九人均得减死刑。(《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