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解读(2)

　　解读：在日知会所属的救世军和刘静庵到湖北新军后建立的武库所基础上组建的科学补习所，于1903年农历三月由刘静庵主持创立，曹亚伯作为历史见证人，见证了那段历史。吴禄贞，湖北云梦人，10岁时随到武昌教书的父亲读书，之后，与年长5岁的刘静庵在武昌相识，是刘静庵直接发展的日知会早期会员。两人身世相近，志趣相投，结为生死之交。刘静庵等人丙午被捕后，吴禄贞、程家柽冒着生命危险，舍身相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与张绍曾、蓝天蔚等日知会革命党人密谋，率军打入北京，直倒满清老巢。事为孙中山最得力干将陈其美之弟、满清特务陈其采侦之，事泄，惨遭杀害。胡宗琬，即胡瑛。据其后人撰文介绍，胡瑛1902年在家乡湖南刺杀劣绅王益吾后，逃到武昌，追随刘静庵。为科学补习所创建者之一，曾是刘静庵左膀右臂。

　　曹亚伯以自己亲身经历，证明华兴会、同盟会成立于日知会之后。并非国民党统收革命之功，否定日知会之绩，将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一口认定的日知会于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武汉后的1906年二月成立。从其著述可见，曾亚伯没有参与日知会创建。对日知会创建时间及早期活动，或许是为不知，或者不敢明说。据刘静庵后人和故里长者介绍，日知会创建于刘静庵1889年落脚武昌不久。名称由刘静庵所取。日知会系在哥老会等反清组织基础上改造、联合组建而成，自成立，便打出了革命救国的旗帜。恐目标暴露，将哥老会等反清组织，作为日知会外围组织。1900年的庚子起义，就是刘静庵策划组织，唐才常任总指挥，起义人马系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失败后，刘静庵到湖北新军，日知会事务由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先生代理，刘静庵在湖北新军组建科学补习所后，将革命领导机关搬到科学补习所。革命的重点由广泛动员，唤醒民众，转变为改造新军，策反满清武装。

　　黄兴系刘静庵早年到长沙时，与之相识的革命党人，黄在武昌就读两湖书院时，两人常相往来。1903年夏，科学补习所成立不久，黄兴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到武昌科学补习所，在刘静庵主持下，与日知会（科补所）领导人密谋“两湖起义”，议定次年十月初十，趁慈禧寿辰，在长沙发动暴动，届时，湖北武汉等地联合行动。之后，黄兴回长沙，为联络组织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人马，于是年七月，组织部分湖南日知会会员成立了华兴会。为配合两湖起义的江浙等地日知会会员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不久组织了光复会。黄兴以化名张守正向刘静庵汇报长沙暴动筹备情况的信，被黎元洪发现后，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回到日知会，将革命总机关，再度搬到10余年前，在武昌圣公会成立的日知会。黄吉亭，中华圣公会首任会长，与胡兰亭牧师等早年参与了日知会创建。1901年，由武昌圣公会会长，调任长沙圣公会会长，随之成立日知会分会——长沙日知会。黄兴之名，系黄吉亭牧师所取。余诚，原名余仲勉，与孙武、彭楚藩等人同为刘静庵器重的得意学生。余诚回武汉后，既没有以同盟会湖北分会长身份活动，也没有在湖北地区发展同盟会组织，而是协助刘静庵办理日知会事务，侧重兴办革命学校。曹君之所以仅以自己所见，未以自己所闻，讲述日知会，也许因为那将触动国民党要人的敏感神经，推翻所谓那场辛亥革命源自孙中山的兴中会的颠倒是非之说。出版之事，便是问题，多年心血，会付之东流。

　　原文：是时留学生反对日本之取缔规则，因陈天华之死，更加激烈，相率归国者日众。汪精卫、胡汉民等，组织留学维持会，风潮渐平息。予愤而离日本。适日本东洋宣教会主教中田重治渡英。予即偕行。过上海，并引中田主教游武昌四日，住高家巷圣公会长胡兰亭牧师家，籍以与日知会重要干部刘敬安、冯特民等秘商。潘善伯亦来与中田主教相见。当时潘善伯充武昌军中译员，与中田主教亦属师生之谐。潘善伯入日知会，渐与刘敬安、冯特民参加革命之运动矣。予在日知会将东京同盟会之组织，一一介绍于刘敬安、冯特民二人，并请刘冯二人为同盟会之主盟人。自此同盟会与日知会之声气，息息相通矣。

　　解读：曹亚伯所载，请刘冯二人为同盟会主盟人，正是成立不久的同盟会矛盾暴露时期，与孙中山称自己是“政治基金募集人”，有何关联，同盟会是否仅设了总理，未设会长，若设有会长，是日本人头山满，还是中国人刘静庵？以及孙中山曾言，他曾在广东组织过哥老会支部，任首领等，都待研究。

　　所谓刘静庵1903年由李书城带到武汉，参加革命，追随李书城，是对历史学的践踏！

　　原文：圣公会之日知会，实系革命机关，表面则讲道阅书报。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敬安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开幕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用。斯时，吴禄贞将调至北京陆军部也。蓝天蔚亦暗助不少。结合军学两界之重要会员，分途运动。如吴兆麟、李亚东、辜天保、范腾霄、卢保三、徐竹平、黄家麟、潘善伯、李胜美、黄警亚、蔡达生等数十人，援引青年，广结同志，宣传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诸书。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均归纳于高家巷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自叙》11—12页）。

　　解读：在白色恐怖下，日知会以美国圣公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明曰读书看报，开启民智，实为聚集革命党人，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鼓动民众，实行革命救国主张的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曹君记载的日知会此次活动，为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回到日知会，吴禄贞离汉赴京、范腾霄赴日留学前的1904年冬，并非正史、教科书所说的1906年春。从历史真相看，日知会是以圣公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而非圣公会所属。圣公会不仅没有左右日知会什么，相反，日知会影响了圣公会，众多教会人士，在刘静庵影响下，由同情革命转变为支持革命，投身革命。如：胡兰亭、黄吉亭、刘藩侯等牧师。美国教会人士对救民众于水火的日知会，给予了极大的无私帮助。若以“日知会附属圣公会”之说，似乎美国圣公会操纵了中国革命，那么，那场辛亥革命则有着质的区别。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是中国人自己推翻腐朽没落的洋人朝廷——满清，那场革命的最早领悟者和直接领导者就是刘静庵。

　　原文：予渡日本后，即入东京府下淀桥町中田重治主教所办之圣书院。旋接武昌报告，知日知会曾开大会，会务日臻发达。今将干部部成立开会之日，张汉杰所记刘敬安之演说录之如次。

　　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满清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也不可失之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在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事部多系军学两界同志。以后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前编·第二章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