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解读(3)

　　解读：“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这既是刘静庵明确的干事部责任，又是刘静庵在日知会成立之初，提出的日知会行动纲领和政治宣言。通俗易懂。曹亚伯所述，刘静庵之演说，在他到日本后不久，即1904年冬，日知会成立干事部，而非日知会成立会上的演说，与《自叙》中所述的评议部成立时间相同。曹君文中所言，刘静庵在演说中称，日知会“重”又成立，章程宣言都已备就，是指科学补习所因“两湖起义”遭查封，革命领导机关搬回“日知会”。日知会自成立，从未间断，早有章程、宣言，只是不同历史时期，因环境的变化，为迷惑清吏采取的斗争方式。此记载，也足以推翻所谓日知会成立于他的鼎盛时期的1906年二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等荒谬之说。

　　原文：（甲辰暑假），予抵武昌，住科学补习所，吴禄贞邀予居其家。因匆匆不便，暂留科学补习所，以便奔走。所中办事极忙者，即刘敬安、胡宗琬、宋教仁、易本羲、时伯弼、朱滓淘诸人。予因奔走过久，倦极，鼾睡中，有鼠龁予皮鞋，至真皮知痛始惊而醒。所中无佣工，惟宋教仁、易本羲常为众效力。（《自叙》5页）。

　　解读：文中所列人员，即是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是日知会会员。此时，曹君负责日知会组织的“两湖起义”前湘鄂等地联络。作为未曾加入科学补习所的曹亚伯到科学补习所如同回家，可见，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都属刘静庵领导之组织。此记载同时说明，日知会（科学补习所）不泛济世之才。以宋教仁之才华，此时未崭露头角，干些打杂，大材小用，刘静庵缺乏识千里马之慧眼。

　　原文：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刘敬安必先知。因刘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部充书记。予知黎元洪之名从此始。胡宗琬即用秘电招会党来入伍。科学补习所专作介绍入伍机关。当时，所用密码，招兵曰货俏，速派弟兄们来曰办货，兵器曰海带。未介绍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密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其时，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也。(《自叙》4页）。  

　　日知会所有策划刘敬安必咨询之。（《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1页）

　　设印刷革命机关于黄州。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黄州殷子衡、吴之铨广为印送。学界则易散播，兵士则传播颇难。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密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页）

　　解读：新军即甲午战争后，清廷用洋枪洋炮，采用洋式训练方式，武装的新式军队。它明曰抵抗外辱，实为镇压日益高涨的国内反清革命运动。会党即满清及其走狗对国内反清秘密革命组织的总称，是推翻满清王朝的重要革命力量。其首领都是忧国忧民的贤达之士，会员都是一些不堪忍受洋人朝廷——满清奴役压迫的贫苦百姓，而非欺行霸市，欺压百姓，肆意抢窃之匪。日知会组织的庚子起义失败后，刘静庵痛定思痛，为减少民众因战争带来的灾难，改变斗争策略，亲入虎穴，率领日知会革命党人打入新军，策反满清武装。利用负责招兵之机，将大批会党骨干招入湖北新军，灌输革命宗旨，壮大革命力量，实行了会党与新军血浓于水的大融合，以此带动全国各地，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武装。台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静庵》载：“武汉党人大多出自新军，以日知会总其成，主之者，刘静庵也。”正是刘静庵带领的日知会革命党人，以策反湖北新军为突破口，并渗透全国各地新军，影响带动全国各地新军反正，至辛亥革命完成了武装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使命，演示了人类历史上城市革命获得成功之先例。

　　原文：日知会极形发达。每逢礼拜假日，至日知会阅书报者更多，兵士学生习以为常。因而做礼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刘敬安扩充武昌日知会之成绩，于法人欧几罗未来演说之前，军学两界之入会者，数约万人。其每月捐款之簿记，于日知会破案时，俱为中西牧师辈焚去。而刘藩侯会长尚保留捐册一本，今抄出以誌盛。其原册字迹，系刘敬安亲笔也。

　　姓名 赵听秋 住址 黄土坡武防三营内第一镇炮兵一营三哨四棚 月捐三百文 九月起 （以下仅录姓名、住址，笔者注） 盛中潢 ，住址同上；鲁士植 ，住址同上；郑作坤 ，住址同上；范幼卿，住址同上； 金家钦 ，住址同上；赵茂卿，住址同上； 刘绍才，住址同上； 张南山，住址同上， 朱克林 ，住址同上；蒋良轩介绍：邢则宽（良轩介绍）熊元勋（良轩介绍）萧石蕃 ，南师范；袁铭勋 ，南师范；李国芳，南师范； 周进先 ，南师范；黄文凯，南师范； 冯孝友，南师范； 陈道章 ，南师范；葛鄂屏 ，南师范；刘祖荣，南师范； 刘治驯，南师范；舒仁敬 ，南师范；朱子饶 ，南小学。 （《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134页）。

　　解读：曹亚伯称，在欧几罗未到武汉前，武昌日知会仅军学两界，数约万人。未谈全国各地、武汉其他各界及欧到汉后，萍浏醴起义前，发展一日千里的日知会组织。可见，曹君所说“数约万人”，为保守说法。一些学者为附和“日知会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小革命团体”等荒谬之说，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仅记载的118名日知会会员为口实，一口认定“日知会员不过120人”，简直荒谬至极，愚昧透顶。仅曹亚伯收录武昌圣公会会长刘藩侯幸存的捐册所载25人，这幸存的25人名字，《湖北革命知之录》未提到一人。张公难先之所以“知之录”不以“革命史”命名，难道没有其中原由？据《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载，1897年？孙中山在接受《伦敦蒙难记》俄译本记者采访时称：“在我们的中心省份湖南和湖北，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都加入了秘密会社······东南各省也遍布着许多秘密组织，甚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些组织都在蓬勃发展，尽管不像上述省份那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难道国内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组织，真是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听命孙中山海外遥控指挥？当今一些持“日知会会员120人、不过200人”之说的学者，是否被某财团收买，成为御用文人，令人生疑。无数日知会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命运，牺牲后，不仅未留下名字，连死难者概数也不认可，历史仅是如此这般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