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独立前后(5)

　　独立时的各派人物

　　山东宣布独立时的人物，不论老少新旧，本地和客籍，择其有关系者，加以概括的评判。但其人在社会上虽有名望，而山东独立时却未参加，则姑且从略。

　　孙宝琦对山东独立的关系，已经谈过了。他之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既如前述，至于他的基本观点，在对清廷请罪的三个电报及他给山东学台陈荣昌的一封亲笔信中，就暴露的很清楚。孙致陈信向未公开，今引在下边：

　　公与弟为救君父于危难之计而始出此，此原非臣子所忍言。次山忠义之概，令人敬佩。然于今日时势以及古今公理，似均未明，不足与言。同寅中亦未必均看得透。鄙见拟将敝处一稿先行电达。大稿请以个人名义函达监国，冀可动听，如需电奏，请将前后闲文删减交下，再行代发，专此敬颂筱圃（陈荣昌字）仁兄大人台安！弟宝琦顿首。廿一日。

　　由此一函，孙宝琦的立场还不明白吗？

　　山东独立前后的主要人物，前文中已大致提到过了。兹将在同盟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举二三：他们之中的中坚分子，是以徐镜心、谢鸿焘为首。他们两个人却意见不合，时常发生冲突。徐富于冒险性、谢则顾虑颇多。丁惟汾与徐、谢的性格皆不同。徐、谢有时候都有轻躁的毛病，而丁惟汾比较沉着，不过他犯的毛病，表面看来虽没有什么，实际上是能误大事。（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胸襟狭隘，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信念很坚固，而排斥异己的心理也很强。这三个人中，徐镜心在二次革命时，为陆建章所逮捕遇害了。谢鸿焘不甘淡泊，在民国八九年后变了节，倚靠了军阀。丁惟汾后来跟着蒋介石在一起，仇视异己的心理，始终不变，即对同党中的人如王鸿一等，也在他的排斥之列。这三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而陈干虽也是同盟会，却未曾留过学。他的特点：有才气，能冒险，曾在关内外到处奔走运动，传播下了革命种子。他在北伐时，为李宗仁枪杀了。

　　王者塾，是诸城人，号乐平。在酝酿独立时，他是法政学校的学生代表。他在教员与学生之间能取得信任，即非同盟会如丁世峄等对他也很好。他曾经到俄国伊尔库次克去过两次，后来在上海被人暗杀了。

　　还有张树德，是陆军小学的教员，临清人。优贡出身。与本县吴桂华同有才子之称。他和姜致中、李崧三个人以陆军小学作为根据地，传播了革命种子。

　　王朝俊即王鸿一，是一个秀才，平易近人，到哪里都同人合得来，颇有号召力。时时不满现状，总想改革。但是并没有改革的目的，也没有革新的计划。

　　在当时对于联合会最为关心而奔走最力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金志汉，一个是丛琯珠。金志汉后来他叫金天会，是济南的回教人。我与他从前并不认识，在联合会成立的这一天，散会后，他就来到我的寓所，曾作详谈，并毛遂自荐地不要名义，不收报酬，愿在暗中作各方面的调查，随时报告，并再三嘱咐不要露出他的名字。在这个期间，我得到他的协助很多。他几乎每天都有报告，现在残存的文件中，不到半数，尚有他的条陈报告等项至十六件之多。丛琯珠在取消独立之后，即回到他的本县文登酝酿革命，不幸遇害。

　　在同盟会以外的人，如丁世峄、庄陔兰的情况在前边已经略为介绍过了。在客籍中，最为突出是张志。他是日本留学生，袁树勋慕其名，函聘到山东，内为巡抚的顾问，外为法政、高等师范各学堂的教习，并非官吏，而地位颇见优礼，一直到孙宝琦，他的声望始终如一。入民国后，他作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以原职调往安徽，又以原职再回山东。后来因不屈于张宗昌，被害。

　　后记

　　我所写的种种，虽然竭力往详尽真确的方面去写，不过事隔五十年之久，当年所存的文件，只剩下匪军钞没的残余。仅就这残存的六类总共一百四十二号的文件为基础，更参以孙宝琦的各项电报以及当时的《帝国日报》、《齐鲁公报》所登载的新闻等类，以与我在五十年前所见闻的所经历的相印证，不敢不竭尽力量慎重从事，而疏漏之处仍所难免。

　　此外尚有应该补叙声明的一点，我原对于山东各方素无恩怨，而独于六二党的主干则颇有些不客气的地方。这是因为山东向没有新旧东西的界限，自从有了六二党以后，因着曲诗文一案，形成了新旧东西两派的对立。因丁世峄、张公制等六议员的辞职，划成了东西两派的鸿沟。一直到民国告成，经过几次选举的竞争，仍是这一种力量在其中鼓动，甚至不择一切手段。竞争选举时不惜开匦换票营私舞弊，腾笑全国。甚至于后来张宗昌的祸害山东，有不少的人甘心助纣为虐。细寻其间，蛛丝马迹，也还是有这一种因素在内。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把这种病根余毒拔除净尽。若非有了伟大的共产党，这些旧社会若干年来积累所造成的种种恶劣腐败的事体，谁也把它没办法，由此更可见到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尚有一节，虽是关系个人，但也有叙述的必要。我原名继泉，字溥斋，号渠园，继字是我家的排行。我在辛亥山东独立时，用的是夏溥斋，后来到日本讲学时，用的是夏泉号渠园。当这时候，日本东西京学术界都知道有个中国人夏泉先生，或称渠园先生。我自日本回国后，目击时局之混乱，较前更甚，感觉到无一片干净土能住。我的诗中有句云：“除却莲邦未可居”，这句诗代表我当时的烦闷，也是对那时社会的一种讽刺。且我自幼小时即喜欢莲花，又喜读周濂溪的《爱莲说》。我既姓夏，莲为夏季的好花，所以就用诗中的“莲居”两个字作为名字。在解放后，觉到在政治上，只有这一条路，一心拥护社会主义。我当时的诗中曾有两句是：“徘徊瞻顾总无聊，只有当前路一条”，可以证明我的心理，所以我就号“一翁”。至今京津的朋友，皆知我叫夏莲居，夏一翁；而山东故乡中，仍叫我为夏溥斋；在日本或者还叫我夏泉，夏渠园；去年我看见日本人新出版的一本书，其中还是写的夏渠园。今天的七十八岁的夏莲居，夏一翁，即是五十年前参加山东独立运动的青年夏溥斋，也就是三十六年前被张宗昌认为宣传赤化下令通缉的夏溥斋，也是逃往日本讲学的夏渠园。

　　（原载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