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提出的新式革命纲领

　　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而复杂的民族矛盾。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满族压迫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继承了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孙中山，由于“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见《总理全集》中，演讲]的推动，以及受到亚非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提出了民族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口号。

　　首先，反满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在孙中山看来，满族压迫汉族是“民族主义的根本”①[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见《总理全集》中，演讲]，因此民族革命“是从种姓发出来”的[同上]。就当时客观历史说来，为开展反帝斗争，首先要解放满族在国内所建立的民族牢狱，这是一种需要的举动。因为，中国受“外人欺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正是清朝政府将中国弄成衰弱不堪以及它已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的结果。

　　其次，反满的关键是夺取“政权”，即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族的国家”。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见《总理全集》中，演讲]，将民族主义和夺取政权的问题结合起来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列宁曾经指出：“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人民出版社版]民族的政权是民族独立的标志。这样，孙中山就扬弃了带有封建色彩的单纯种族复仇主义的思想。

　　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民族的国家”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

　　对于在“民族的国家”建立之后，汉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时期，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实行种族同化”[孙中山：《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见《总理全集》上，方略]，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宣扬“五族共和”，他主张在“共和国家”中，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应“立于平等地位[孙中山：《五族联合之效力》，见《总理全集》中，演讲]，”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孙中山：《五族共和之真义》，见《总理全集》中，演讲]，这又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实行种族同化”和“五族共和”可以并行不悖。这种思想，正是他在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的特色[到了民国十年前后，孙中山就放弃了五族共和而主张五族同化，见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总理全集》中，演讲]。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弱点，在于他没有正面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实现民族真正独立的纲领。

　　在同盟会的对外宣言中，他表示在革命胜利后，军政府将承认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布告各友邦书》中承认了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可以免于列强的干涉并能得到列强的赞助。同时，在革命活动中，他“向主联日”[孙中山在《陈英士致黄克强书》中的按语]并试图取得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孙中山：《致邓泽如及南洋同志书》，见《总理全集》下，函札]。他对武昌起义后列强所宣布的虚伪的中立，竟然表示什么“邻谊之笃，良足深谢”⑧[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见《总理全集》中，宣言]！虽然如此，孙中山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反帝要求。他的反满民族革命活动，首先就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刺激出来的，并且主要是以避免世界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中国为出发点的。因此，在《民报发刊词》中，他指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是因为“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缘故。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中，他又提出带有反帝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的政纲。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他表示“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务一洗而去之……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这就反映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提高其国际地位的真诚愿望。

　　孙中山企图不正面反对帝国主义，而用妥协的方法，取得对外的民族独立。这显然是幻想。这种思想，正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因而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