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思想与辛亥革命思潮(2)

   早期启蒙思潮萌芽于明末清初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他们在冷静地回顾和探讨明亡的历史教训中，孕育了反对理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批判君主专治、追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潮萌芽。王夫之指责君主“以一人疑天下…．．以一人私天下”，斥王德为“妖妄不经”，“聚讼而不息”的“正统”则“固无统”，更谈不上什么“正不正”。事实上，资产阶级维新派就认识到王夫之思想深处的启蒙观，认为在王夫之、黄宗羲的思想中，早已有了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即“早已有了民主的生长点”。‘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因此，谭嗣同对君主专制政体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然为各国计，莫若明目张胆，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如墨子所谓“选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图存，斯信义可复也”。维新派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过过批评，但他们在政治活动的实际中，则更多主张在不改变皇权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立宪政治。在变法运动失败前后，则更多站在维护封建王朝的立场，并与革命派形成水火之势。

    由民族主义走向民主主义，把反满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是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船山反清思想，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成果。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是在国内把推翻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结合起来进行宣传的第一批宣传品。《驳康书》第一次系统地驳斥了康梁保皇派在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这两篇著作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宣传品，甚至《苏报》案也都成为当时的革命宣传材料。陈天华划清了爱国与排外的界限，完整地揭示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把爱国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孙中山则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即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王朝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紧密结合，使民族民主革命真正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革命派建立民国的思想，就是继承了清代特别是近代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并不断向前发展。他们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进一步把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从西方吸取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首先揭起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旗帜，把近代中国批判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潮推进到以资产阶级共和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峰。孙中山特别强调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应当而且必须是一致的。他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始终把重点放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这个根本问题上，他特别强调革命与保皇之争，也就是共和与专制之争。他指责清王朝暴虐残酷为“自古未有”，论证清朝专制统治“无可保全之理”，只有“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他强调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制度来救中国，否则，将造成“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政治作了全面阐述。《同盟会宣言》规定：“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完整表述和“民主立宪政体”的具体化。这个方案，表达了孙中山要求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决心，以及把中国改造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的愿望。

    宣扬个性自由、思想自由、舆论自由，是早期启蒙思想萌芽的又一重要体现。王夫之认为“朴说”“伐绝”人的生气，“废人之大伦”，“绝天地之大德”，他提出“人欲与天理同行”，“声色臭味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王夫之的“天下非一姓之私”，黄宗羲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等抨击封建君主的言论，继承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它们只是否定专制君主统治这个形式，没有更进一步探寻专制统治的根源，达不到彻底否定封建专制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船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评发展为民主主义思想。孙中山社会革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民权主义”。他认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他从时代发展的潮流，论述革命是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并导致“民权政治”的产生。孙中山的民权思想跳出了反满的框框，使民权要求不但同反满联系起来，而且还同反对一切皇权思想联系起来，不但反对满洲贵族的君主专制，而且也反对汉族的君主专制和帝王思想，“民权主义”的真正实质，就是把“民权主义”与民主共和国家政权建设紧密地联系起来，从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来说，其社会意义非常深刻。孙中山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实行政治革命就要颠覆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因而，仅仅实行民族革命除掉满族皇帝还不够，指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尚有一层最要紧的”，就是要肃清“皇帝思想”，以“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他强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不仅表示要打倒清王朝的决心，而且要求彻底肃清“取而代之”的帝王思想，在中国真正奠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不但在制度上消灭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还要在思想上消灭封建帝王观。孙中山揭露君主专制的腐朽性，宣传民主共和的优越性，把反清的民族革命与反对皇帝制度、反对皇帝思想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结合起来，坚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救国道路，推动和鼓舞了大批爱国者走上革命的道路，推动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地迅速高涨。

    三、王夫之思想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国学研究上的成就。他在批驳理学的过程中，比较正确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丰富了古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而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提倡经世之学，强调实学传统，立足于研究社会现实，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他在明亡后闭门读书，提倡国粹，宣讲古学，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王船山“夷夏大防”的正统观、“西学东源”的中西文化观、趋时更新的历史进化论等，奠定了他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地位，并成为近代国粹主义思潮的理论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