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思想与辛亥革命思潮

    “尊王攘夷”思想是王船山对清王朝态度的基本准则。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满清入主中原的愤激之情。他多次说：“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杀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夷狄者。”船山大汉族主义民族观一直保持到他晚年。把夷夏大防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取代君臣之义。主张“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他按照这个原则分析南宋抗金，认为高宗求和是“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如果“飞而灭金，因以代宋”是完全应该的，不至于招致亡国。船山把他的社会进化论与朴素民族观结合在一块，对所处时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二者相互关系作出相应解释。这种民族观基于对满清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中原社会经济巨大破坏的强烈不满，但又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观，是清初社会矛盾和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王夫之提出：“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行蔑不异焉。”在他看来，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地域不同，所以在气质、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此认识基础上，船山形成了夷夏大防的思想。他这种观念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排满革命“光复旧物”，“驱逐鞑虏，恢复裳”等主张，无不渗透着王夫之的华夷思想。革命派把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继承并改造引伸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题上来，起到了发动民族革命的巨大作用。

   “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一个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接受船山思想影响最突出者。江浙地区是明末清初受清朝民族迫害最惨重，因而也是民族思想活跃、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章太炎幼年受外祖父的影响，耳濡目染，萌生排满思想。“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日：‘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日：‘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日：‘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章氏的这段演讲清楚地表明在他人生观形成之际，已经把民族革命思想扎根于心中。1900年，他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题命学生作文，宣传他早年得之于外祖父的民族大义至上思想。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也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件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他主张弘扬历史上民族革命精神和“夷夏之防”的种族观念。认为，“民族革命，光复旧物之义，自船山晚村以来，彰彰在人耳目”。当时留日学生多“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革命者宣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故事，印发王夫之《黄书》等“明于华夷之辨”的书籍，“排满革命”、“光复旧物”等迅速成为国人的共识。直接来源于王船山“华夷之辨”和“攘夷说”的民族革命思想，否定了清王朝的正统性，号召人民在反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奋起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

    革命派的民族观与船山传统的“华夷论”比较有了很大变化。章太炎曾强调他排满的目的“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也曾反复强调说：“有最紧要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们民族的政权”，“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族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可见，革命派“排满”观的基本点，就是要否定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实现五族共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近代民族国家。陈天华的著作中最悲壮感人的是反帝爱国思想。他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揭露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惨祸，号召人民勇于斗争，奋起反抗，坚信“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正是基于反帝爱国思想，他认为清政府丧权辱国，已成为“洋人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拒洋人，要爱国，“只有讲革独立”。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愈来愈多的人进一步认清了清王朝的腐败与卖国。特别是在1903年春的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以后，爱国志士抛弃了幻想，排满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认为发辫是清王朝奴役汉族的标记，以清朝皇帝年号纪年是专制主义的记号，号召剪去发辫，主张改用黄帝纪年。刘师培说：“中国政体，达于专制之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纪年，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自破矣。”他们不遗余力地著文介绍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清之际蒙学者的思想与事迹。杨笃生认为，王船山的学说可以时时刻刻激起人们的爱国、种族之恨。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了“革命军中马前卒”、“汉族中之一汉种”、“辕孙”、“汉驹”等笔名，以动员民众起来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他们把排满与反帝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开议院、立宪法之类的变革无法使中华民族脱离奴隶地位，唯一的出路是革命，而革命要成功，就要倾覆清王朝。正如梁启超所说：“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苏醒过来。他们有些人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切理，因此而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由革命派发起的以“排满革命”为号召的民族革命，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推进到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