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的特点

    戊戌维新运动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的加速化，中国出现了风云际会的变迁时局。在此背景下，包括知识女性群在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等先进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女子角色变迁提出了新的期待，进一步推动了女性角色模式的现代化变迁。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女性角色模式的萌生时期，女性角色的变迁主要从家庭角色的改革和社会角色的跃出两个方面展开，其变迁层面比以往更为宽泛，变迁力度比以往更为深厚，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的一些特点。

一、昂扬着救国主义的旋律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的变迁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女性对政治角色的追逐，它定格了女性其他角色变迁的主旋律。在强邻环逐、王室衰微的国势下，救国成了一代知识女性为之张扬和实践的最高角色目标。革命女杰林宗雪劝勉妹妹曾云：“不尽义务，安有权利？吾侪男子能打仗，尔女子文弱瞠乎其后矣。”何香凝则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为了唤起女性投身革命的角色意识，女子世界》寺把‘改铸女魂’作为宗旨，号召女性“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界中，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秋瑾在弹词精卫石》中直呼胸臆：‘报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发出了‘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伺心协力”、‘‘为推翻清王朝共同战斗’韵口号。诸如此类言论，均反映出了先觉女性对女性参与革命斗争、拯救中国的浓浓期待。为了实践这一志向，先进女性出生入死的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运动洪流，不遗余力地争取参政权利，以求发挥自我救国才智和实现女性人格价值。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女性革命斗争，也有女性自发的革命斗争：有中上层知识女性的参战，也有下层农妇和女工的抗争：有国内女性的不屈奋斗，也有海外女留学生的遥相呼应：有激进派的女性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也不乏温和派的女性以其他形式援助革命斗争：有女性革命社团的纷纷涌现，也有女子军的首次亮相：有辛亥革命前的女性战斗风姿，也有辛亥革命后女性政治斗争的延续…“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救亡图存的主线展开。

    在20世纪初年的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保路运动、救蒙运动等救国运动中，先进女性巾帼不让须眉，怀抱救国大志，献身救国大志。如在1901年的反抗沙俄妄图霸占我国东北的拒俄运动中，青年女子薛锦琴在张园集会上慨然提出“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气，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并要求撤换谈判大臣。1903年4月30日，上海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参加了千人大会，使拒俄运动走向高潮。此时，在东京留日女学生已组成了女界爱国团体——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积极投身拒俄运动。1904年1月21日，上海宗孟女学创立了“对俄同志女会”，入会者近200人，以郑素伊、陈琬衍、童同雪为总议长。该校还创建‘‘中国赤十字社”，对学生进行战时救护教育，以便战时参加抢救伤员活动。上海、东京的女子

拒俄运动也生动地诠释了女性的救国风采。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救国行动还体现在她们所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反清斗争上。激进的革命妇女大多以同盟会或光复会为依托，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会员总计约59人，包括何香凝、秋瑾、吴亚男、徐宗汉等人。光复会女会员有秋瑾、尹锐志、沈警音等27名女性。（有的女性兼有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组织的会员身份）。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先进女性不畏牺牲，勇敢地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矢志反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妇女积极组织女子军、北伐队、赤十字会和各种筹款团体，为革命尽己所能。她们的革命风姿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女性在革命斗争中的救国角色成就奠定了她们日后参政的基础。

    除此而外，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还本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心愿忘我地创办女学、女刊，兴办实业团体，为全国女性树立了救国的角色榜样。即使在生活角色这一层面，天足运动的顺次开展也无不闪烁出‘母壮儿肥”‘强国强种’的救国意向。在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冲击上，秋瑾、黄扶庸等女士的离家出走行为也包含着浓郁的救国情结在内。

    总的来看，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的救国情结和救国行动是以争女权、结团体的为战斗底蕴的，推进了救国主旨实现的步伐。当时，由先进的知识女性导发的具有一定广泛性的女性角色变迁行进于这个救国期待四起的时代，不管她们本身是否有自觉的救国意向，却因了那些先进知识女性以及男界志士的自觉引领，而不折不扣地抹染上一层女性角色整体变迁的救国主义色彩。

    二、贯穿着‘男性特色’韵主线

    与戊戌维新时期基本上由男性倡导女性角色变迁相比，辛亥革命时期成长起一批以留日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女性群，她们多少改变了男子代为立说的局面，成为女界自己转换角色模式的中坚力量。但为数尚少的知识女性群还没有清醒的意识和足够的能力单独引导女性角色向“人’而非‘男人’韵主体回归。当时的知识女性把父权制下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做了角色追求的目标，她们希望摆脱自身的传统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男女平等’有时被误解成一切以男性为基准。当时不乏此类宣传女性解放的言论。这就使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庇护下的‘男强女弱’韵端倪。就拿女界先觉秋瑾而言，她在心灵深处也要为自己的女儿身叹惜“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地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徙，半生的牛马”。她厌恶女性这种生活模式，希望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说：‘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所以，着男装成了秋瑾回国后的一贯形象。时，一批妇女解放的追求者也纷纷着男装。女尚男装成了20世纪初的一道独特风景。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的男性特征。

    清末民初，在‘拟以男主义”风气下，女性解放者立志当“女国民”、“女豪杰”。她们脱去女装着戎装，纷纷从军，组织了“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伺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武装团体。她们要求约法上规定男女平等，在目的未达的情况下，一伙跑到参议院，将窗户桌椅通通捣毁，演了一场英勇的武剧。女权运动的健将们，不光在政治角色上演绎男性，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们因为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这些却不免太过于幼稚。可是她们幼稚尽管幼稚，总还是立脚跟在解放的路上：她们把数千年来的女训、女诫，一脚踢在云外”。

    这一时期的女性角色变迁除了显示出拟男的‘男性特色’外，还有‘靠男’韵‘男性特色”。当时，女性的角色变迁从总体上也依赖于男性进行宣传、倡导和组织，知识妇女群只是参与其事，更多地是发挥着角色变迁的典范效应。比如女性政治角色的变迁是融贯于由男性领导的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其发展方向始终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相一致。从这一点讲，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政治角色的生成是一个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女性的过程，而不是女性解放过程。正因为如此，当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奏晌了清王朝的挽歌之后，把握新政权的男性领导思想深处的大男子主义就有可能泛起，女性的革命贡献因之不能带来女性参政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曾意味深长地对此评说：“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他还奉劝妇女“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再说女性教育角色的成长也处处留下‘男性特色”。20世纪初，大量女学的兴办主要是倚重男子，由女子参与或独立兴办的女学毕竟还是少数。这就难免使女性教育角色的成长受到男子左右的政府或民间力量的控制。除了个别女校注重培养女性的主角地位外，大部分女校是遵循‘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教育模式，而置女性于明显的配角地位。这也是“男性特色’下女性付出的教育角色的代价。此外，在家庭角色、经济角色等方面的变迁中也同样存在着女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和依靠男子的现象。这种特色与女性整体的自我意识不强有关，亦与女性千年沉积的整体文化素质低下及女性角色变迁刚刚揭开现代化的历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