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与“教人”(7)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汤奇学 陈宝云 查看：
陈、胡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封建礼教与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比严、梁等人来得更直接、激烈与深刻。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反对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封建文化。他们的超越与贡献不仅在于将中西文明的整体比较作为批判的切入点，更在于他们抓住了西方近世文明的精髓，抓住了个人主义这一东西文明之最大异点，展开对摧残人性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并以此为参照系，从人的觉醒、人格的独立角度，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端，在批判中呼吁人的解放和自由，进行着现代的“人”的塑造与新的思想文化建设。他们找到了塑造现代人而非现代国民的生长点：“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值主义”。他们明确提出“孔教必当废弃”，否定儒家传统，强调以欧化为目标，确立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型人生价值观。陈独秀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孔教之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 “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必须“取法西洋”：在教育上，办“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在文学上，学习西方，倡导自然主义的“人的文学”。他们要把思想启蒙落到实处。
四、原因探析
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立脚点不同，范式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历史环境差异所赋予的任务不同。
从所处的时代来看，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抗击侵略的破产，八国联军的大肆侵华以及列强掀起的瓜分殖民地狂潮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是救亡的时代。而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辛亥革命实现了政体变革，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丈化教育事业都有发展，这是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从当时的社会热点来看，辛亥时期的社会热点是所谓“国体”、“政体”的问题。《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救亡的迫切性使得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到是否以及如何变革清廷的统治的问题上。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救亡问题、民族独立问题，相对而言不那么突出；国家已是共和国，但复古思潮泛滥和帝制仍有很大市场，表明国民素质与共和政体的不协调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的思想的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所面对的问题来看，辛亥时期各政治派别为实现各自的政体改革目标，而展开激烈沦战，从理论上为自己寻找依据。面对革命派宣传革命排满、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及守旧派极力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积极宣传改造国民性，强调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政治能力来为实行立宪政体服务。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胡等人所面对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复古派，以及仍然有着封建的帝制的思想的大多数国民。对他们而言，对人们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从根本上铲除落后的思想根源更为追切。
从国民性改造的鼓吹者来看，梁启超同章太炎、邹容等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色彩很浓，他们积极地融入了改良与革命的改治变革的潮流之中，对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宣传始终只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的。而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人当时多为大学教授，他们是以文人学者的身份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探讨思想启蒙之道。自《新青年》创刊伊始，他们即约定“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且在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相对于政治家谈国民性改造，文入学者谈国民性改造的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视文化的倾向性也突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