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

辛亥革命网 2019-03-08 10:07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科举废除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 查看:

科举制度的废止, 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 而且深刻影响着清末民初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 加速了新知识阶层的兴起。

  科举制度的废止, 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 而且深刻影响着清末民初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 加速了新知识阶层的兴起。清政府废除科举顺应了发展新式教育的潮流, 新式教育也确实培养了一个新式知识群体。但令人不解的是:清政府通过废除科举培育出来的这个新知识阶层, 为什么没有成为帝国统治的维护者, 反而成为帝国的掘墓人?政府为什么没有能够笼络住这个新知识阶层?新知识阶层为什么会对政府离心离德?究竟是因为政府失策还是因为制度设计有问题?这无疑是需要深入探究的。本文在考察清季废除科举的内外原因及过程的基础上, 力图弄清科举制度与新知识阶层兴起的关联, 着力分析新知识阶层兴起后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深入探究新知识阶层与政府离心离德, 最后变成大清王朝掘墓人的深层原因。

  科举停废的深刻影响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而定型于唐代:“炀帝嗣兴, 又变前法, 置进士等科。”1科举考试规定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内容, 尤其是集中于“四书五经”, 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随着隋唐以后造纸术及印刷业的发达, 典籍刊印日趋便利, 从而扩大了儒学传习和传播的范围。特别是科举制度对儒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起了制度性保障作用, 科举本身也成为官府笼络和控制士人的有效途径。如果说各级官学和书院是传统中国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话, 那么, 科举制度则是传统中国选拔朝廷所需人才的抡才制度。科举制以各级官学及书院为基础, 从众多士人中选拔优秀者为官入仕, 肩负着将众多士人选拔出来为朝廷所用的职责, 是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是将士人纳入官府体制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举制度不仅规范了士人行为方式, 而且规范了官府行为和官吏选拔方式。科举制坚持的“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 使大批地位低下、出身寒微之士脱颖而出, 为有条件读书者提供了同等的晋身机会。与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相比, 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科举制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是限定了士人读书研习的范围, 确定了儒学的正地位;二是将读书与为官入仕勾连起来, 使“学在官府”体制得以维持和强化。通过科举考试, 一批士人成功登科, 拥有功名出身, 成为朝廷的后备官员。这种情况必然是“官学一体化”, 即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僚化。科举制度下的官吏即为学者, 而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从政为官, 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变成现实。

  任何一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均有利弊, 推行时间长久容易产生积弊。科举制度同样难逃此律。科举制系为纠正察举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来, 而经义八股又是为纠诗赋浮华之弊、帖括记诵之弊而来, 但久而久之, 它又产生“时文、经义, 以及表、判、策、论, 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的弊端。在近人看来, 科举制度并非不好, 关键是考试科目有问题:空疏无物、学而无用。西人林乐知之论颇具代表性:“中国开科取士, 立意甚良, 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 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 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 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 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 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 文武周孔之薪传, 中国不几独步瀛寰, 而为天下万不可及之国哉!”2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科举制度在其初期是有利的, 本意也是良善的, 但行之既久, 弊端难免出现;当流弊未能及时革除而化为“积弊”时, 其消极作用遂成主要方面。一旦消极作用成为主要方面, 就自然受到时人的抨击而必须加以变革。

  鸦片战争以后, 人们对科举制度开始进行抨击, 并发出了变革科举制度、改革书院课程的呼声。1898年1月, 总理衙门具奏, 议定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合为经济特科;同时还提出“特科”与“岁科”不可合办, 特科无年限, “或十年一举, 或二十年一举, 候旨举行, 不为常例”。3光绪允准总理衙门所议, 责令各省督抚学政, 务将新增算学、艺学各学院学堂, 切实经理, 随时督饬院长教习, 认真训迪, 精益求精。该生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 与制艺取士并重, 争自濯磨, 力图上进。这些改革科举的举措, 尽管因百日维新的失败而废止, 但随着庚子之乱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 人们呼吁已久的科举制度改革再次启动并开始付诸实施。1901年初, 慈禧太后发布实行新政的谕旨, 张之洞等人上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 提出了“酌改文科”建议, 减少了“四书五经”的比重, 逐年减少科举取士名额, 扩大学堂学生出身名额, 将科举和学堂合流, 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清廷接受该建议并发布诏书, 规定“嗣后乡会试, 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 五经义一篇”;并指出, 凡四书五经义一律不准用八股文。1904年初, 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重新修订学堂章程时再度联名上奏, 要求递减科举和推广学校。1905年8月, 袁世凯会同张之洞等人上奏, 主张为推广学堂必须停止科举:“就目前而论, 纵使科举立停, 学堂遍设, 亦必需十数年之后, 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 学堂有迁延之势, 人才非急切可求, 又必须二十余年后, 始得多士之用。”复云:“故欲补救时艰, 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 必先自停科举始。”4

  1905年9月, 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 正式下令停止科举考试:“方今时局多艰, 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 屡降明诏, 饬令各省督抚, 广设学堂, 将俾全国之人, 咸趋实学, 以备任使, 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 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 民间相率观望, 欲推广学堂, 必先停科举等语, 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 (1906年) 为始, 所有乡、会试, 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 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 分别量予出路, 及其余各条, 均照所请办理。”5至此, 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废止。

  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的废除, 切断了儒学与政治权力的联系, 动摇了儒学传播的制度根基, 中断了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传统, 传统读书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失去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有效通道。清廷规定:“科举既议停减, 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 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6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不得不另谋出路, 纷纷流向与社会分工相联的各种社会新职业, 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逐渐游离于朝廷政治和思想控制之外。

  这些获得社会新职业的新士绅, 不得不接受与传统读书人完全不同的西学新知, 其知识结构及其理念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官学和书院中八股经义之类的教学科目, 变为近代学校中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课程。如果说科举时代的书院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的话, 那么, 科举废止后的新式学堂则以西方新学为主。以传播近代新知为主的近代学校制度, 并没有给予儒学多么崇高的地位。儒学熏习的传统士绅阶层迅速瓦解, 儒学赖以传承的载体随之逐渐丧失, 朝廷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也相应削弱了。拥有西学新知的“知识人”阶层, 在清末民初迅速兴起。

  废除科举制度后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出的人才, 是与传统读书人根本不同的近代新式知识人, 这些新式知识人构成了新的知识阶层。他们不再是儒学的承担者和承载者, 更失去了传统士人闻道、求道与卫道的使命。因此, 新式学堂的兴办及科举制度的废除, 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社会根基, 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

  科举制度废止之后, 清政府为了维护儒学作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仍然特别强调尊崇经学并极力维护儒学独尊地位, 力图从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新知识阶层的思想控制。《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规定:“今学堂奏定章程, 首以经学根柢为重。”1906年, 清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宣称孔子不仅是“中国万世不祧之宗”, 而且是“五洲生民共仰之圣”。学部还奏请祭孔由中祀升为大祀, 慈禧太后批准:“孔子至圣, 德配天地, 万世师表, 宜升为大祀, 以昭隆重。”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 旨在谋求在教育制度改革中维持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独尊地位, 维持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孔子的伦理权威。

  然而, 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的情景并未因此改变。张之洞指出:“近数年来, 各省学堂建设日多, 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 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 不论文武各学, 皆仿效西式, 短衣皮鞋, 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 多藏非圣无法之书, 公然演说, 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 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 实为隐忧。”7科举制度废止之后, 儒家经典在新学制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地位, 张之洞等人设计的大学“经学科”受到人们的讥讽和猛烈抨击, 儒家纲常伦理赖以生存的制度依托发生根本动摇, 儒学衰亡遂成历史必然。陈寅恪论儒家伦理观念在近代的变迁时指出:“近数十年来, 自道光之季, 迄乎今日, 社会经济之制度, 以外族之侵迫, 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 无所凭依, 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 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8

  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之“皮”已经发生“剧疾之变迁”而不复存在, 遂使主“纲纪之说”的儒学之“毛”无所凭依, 儒学的“销沉沦丧”便成为必然。制度化儒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而解体后,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成了无所依托的“游灵”, 其独尊地位的动摇及彻底崩溃便是迟早的事情。伴随着儒学的衰落, 儒学熏习下的传统士绅阶层加速向新知识阶层转化, 清政府统治的社会根基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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