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3)

　　清政府旨在通过学堂奖励出身制、官制改革, 将部分新知识阶层吸纳进朝廷掌控的体制之内。而进入像省谘议局这种并无多少实权的机构的立宪派知识群体, 仍然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 并没有多少实权。作为清末立宪派的中坚力量, 他们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举措抱着极大的期望, 对预备立宪一度有着很高的期望值, 希望通过政治变革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 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所以, 以新知识阶层为骨干和中坚的立宪派, 真诚地推动清政府加快立宪步骤, 并为之积极呼号。

　　在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以后, 国内外的立宪派立即活跃起来。他们纷纷组织成立代表新式知识阶层利益的政治团体, 其中著名的立宪政治团体有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等。然而, 由于清政府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 更由于官制改革出现了满人集权的趋势, 他们对清政府的“仿行立宪”做法明显地表达了失望之情。

　　在立宪派看来,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方案, 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 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 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立宪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召开国会, 是要限制君权, 参与并分享政权。他们不满足于“仿行立宪”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 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于是, 宪政讲习会首先发起了面向清政府的国会请愿运动。他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并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响应, 各省还派出代表进京请愿, 一时声势很大。

　　在这种意外的政治压力下, 清政府于1908年7月批准并公布了《资政院章程》和《谘议局章程》, 同意在中央设立资政院, 以作议院基础;在各省设立谘议局, 要求谘议局在一年内设齐, 资政院在1910年开会。8月27日, 清政府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核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 逐年筹备宪政, 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但立宪派对清政府九年立宪的承诺并不满意, 期望越快越好, 因此发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11月, 共16个省的谘议局代表云集北京, 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次年1月16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 要求清政府“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 以定治本大计。清政府的上谕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坚持照原定九年的期限, 循次筹备立宪事宜。

　　清政府的顽固态度, 进一步激起立宪派的反感, 他们迅即组织第二次请愿活动, 并向都察院递交了第二份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警告清政府早开国会, 不要搞政治敷衍。立宪派的第二份请愿书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应。清廷的做法, 使原本与清政府密切合作的立宪派大失所望, 其离心离德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梁启超指出:“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 徒以现今政治组织循而不改, 不及五年, 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 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238月15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召开评议会, 议决再向清政府请愿。面对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 清政府最高决策层接受督抚们的建议, 遂于11月4日发出上谕, 宣布预备立宪的期限由原定的九年缩短为五年。清政府的这一政治决策, 虽然是被迫的, 但还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的善意回应。立宪派仍不满意。清政府的政治决策, 毕竟是对先前九年立宪的让步, 这一让步, 在某种程度上更激励各立宪团体的政治激情。在清政府宣布该决定之后, 东三省的代表再次到京师递请愿书, 要求清政府明年召开国会。

　　对于这种两难的政治处境, 清政府没有再犹豫。它命令军警将东北请愿代表押解回境, 同时谕令有关督抚, 对学生滋事予以弹压, 从而, 坚决地拒绝了再次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国会请愿运动成了极有效的政治动员, 朝廷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 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 但清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在数次的请愿运动中消耗殆尽, 陷入了极端孤立的状态。

　　清政府加紧权力的集中与控制, 将国家政治的主导权进一步集中在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1911年5月, 清政府宣布实行责任内阁, 仿日本、德国体制, 总理大臣只对君主负责, 不对议会负责;议会虽有弹劾之权, 却不能干涉内阁大臣的升贬。清政府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 在这13人的内阁中, 皇族成员为责任内阁的基本构成, 其中, 皇族占7人, 另有满族2人, 而汉族仅有4人。这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名单一经宣布, 即举国哗然。原先对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立宪派除了失望, 就是愤恨。他们虽然还继续通过正常的渠道向清政府表示他们的不满, 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与清政府离心离德, 甚或有一部分人逐步转向支持革命, 或已经变成了革命者。外受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猛烈进攻, 内又失去了立宪派知识群体的强力支持, 大清王朝距离自己的灭亡已经不远了。

　　从表面上看, 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是因国会运动、皇族内阁问题而与清政府离心离德、分道扬镳的, 但实际上两者的分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新政所推行的种种变革措施, 无论是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制还是政治体制的有限改革与法制改革, 都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社会与政治整合机制, 但推动这一变革的清政府却无力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吸附和制衡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才, 其结果只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一方面, 科举制既是维系朝廷与社会精英关系的重要纽带, 与成千上万的士人举子“性命相依”, 当科举制作为现代化的梗阻被废除后, 清王朝不仅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 中断了与士绅阶层的联系, 在原来以举业为生活目标的士子中, 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烈, 反叛情绪普遍酝酿。另一方面, 清政府因“人才之贫”而广为创办新式学堂与“多派士人出洋留学”, 迅速催生了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但僵化腐败的政治体制和陈旧儒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 全然无法吸引和整合这个新式知识阶层, 无法有效地将其吸纳进朝廷的官僚体制之中。即便有少数新式知识人被吸纳进清政府的体制之内, 也多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 没有掌握多少实权, 根本不能满足其参与政治的诉求。

　　为什么清政府不能有效地吸引和整合这个新式知识阶层呢?这是因为清末新政是由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的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 政治立场及政治利益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容纳新知识阶层。从新政的计划来说, 无疑是保守的, 其保守性最典型地体现在:新政的主持者和举办者多为曾经反对过变法的旧官吏。清末立新制而不易旧人, 由曾与改革为敌的人物来推行新政, 不仅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 而且限制了新政的历史展开。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 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正的生命力,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就当时的新政来说, 直接参与其事的“枢臣疆吏”有奕劻、载泽、戴鸿慈、袁世凯、端方、荣庆、铁良、载沣、绍昌等。这批人中凡有立宪倾向的, 大多只是“言官”而没有实权, 其余绝大多数仅有王朝自救意识而无变革意识, 既无实施宪政的诚意又缺乏推行宪政的能力。掌握新政实权的这些旧派官吏, 很难吸纳和重用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

　　清末新政的计划虽然是保守的, 但其内容却是激进的, 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意义。新政的推行, 必然会碰到来自保守的既得利益方面的顽强阻力, 侵害到一大批清政府官吏的既得利益。这种触动清政府内部既得利益的结局, 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力的再组合, 而这种权力的再组合, 必然导致清政府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冲突, 使清政府上上下下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根本动摇了清政府赖以生存的统治基础。立宪派知识群体自然期望在立宪改革中获得更多的权利, 进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 但官制改革的失败和“皇族内阁”的出台打破了这种幻想。

　　不仅如此, 这些新知识群体的出现, 还导致国内关于政治变革的要求越来越高, 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清政府无法满足这些日益激进的要求时, 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式知识群体转而向相反方向转化。清政府在官制改革上的保守和决定将预备立宪的时间定为9年的举动, 无法令他们满意, 尤其是新成立的责任内阁中满人和皇族占绝对优势的事实, 不能不令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诚表示怀疑。而一次次立宪运动被清政府镇压的事实, 更激化了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由于新政的这种保守性, 使清政府失去了包括立宪派在内的社会一般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清政府曾把推行新政当作永固皇基、熄灭革命火焰的灵丹妙药, 但历史偏偏捉弄了欺骗历史的清政府。以新政挽救王朝危亡的动机, 换来了推翻王朝以实现改革的结果, 历史十分吊诡。清政府废除科举及兴办新式学堂, 是想造就“尊崇孔教, 爱戴大清国”的人, 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 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 反而造就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历史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作弄人。

　　注释

　　1 《旧唐书·薛登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 光绪二年 (1876) 刊印本, 第27页。

　　3 《总理衙门、礼部会奏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疏》,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 ,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276页。

　　4 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请废科举折》,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三一, 宣统元年上海崇义堂石印本, 第57~59页。

　　5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 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6 《管学大臣等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 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5676页。

　　8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诗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0~11页。

　　9 朱有瓛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 (上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9~302页。

　　10 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 (开明书店1934年版) “教育概况”第144~146页统计表计算。

　　11 袁进:《从士大夫到近代作家》, 《解放日报》2004年8月15日。

　　12 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433页。

　　13 参见王先明《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14 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 (台北) 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本, 第304页。

　　15 (16)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岳麓书社2002年版, 第368、380页。

　　16 转引自何一民《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45页。

　　17 《候选道许珏陈学务折》, 光绪三十年六月, 载《四川学务处文件汇编》, 成都探源印刷公社1908年印。

　　1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9页。

　　19 (21)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 (台湾) 言心出版社1977年版, 第74~75、75页。

　　20 参见拙文《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1 《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 《国风报》1910年, 第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