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与“教人”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汤奇学 陈宝云 查看：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萌生于19世纪末，辛亥革命时期有相当发展，改良派、革命派都对之进行探讨和宣传鼓吹，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思想更成为时代的主题。辛亥革命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与重要区别呢？学术界对此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一、“救国”与“救人’’
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主题，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时期的思想家们都予以积极关注，他们都有救亡的愿望，同时也都提出了启蒙的要求。但是他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简单来说，前一时期立足于救亡而倡导启蒙，后一时期则立足于启蒙而兼顾救亡。
1895年春，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他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他把国民素质提到“本”的高度。’辛亥革命时期更多的人将视角转向国民自身。梁启超著《新民说》，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戊戌变法失败就是“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着者也”他说，一国政治与国民素质一般来说是吻合的，“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行若是之政”， ‘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立宪政体是其当时追求的目标，然“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而后能行之”同时，“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莫由”。所以，从内治与外交上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新民”为抵抗列强侵略和实现宪政改革服务，那么邹容、章太炎等革命派则是从革命排满的角度呼吁改造国民的。他们认为，正是满清的专制统治造成我同胞“无主性”、“无国性”、“无种性”、“无独立之性”，所以，“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以开民智、新民德”，革命以复国民“天赋之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