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与“教人”(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汤奇学 陈宝云 查看：
梁启超等是思想家，但更是政治家，他们密切关注着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他们认为，“挽浩劫而拯生灵”的关键是变革政体，而变革政体的启动点则是改造国民性。可以说，他们倡导改造国民性直接目标是为改革打基础，达自强之目的．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把国家、社会放在了第一位。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政治取向虽不同，但将民国性改造服务于政治变革，谋求国家独立则是一致。
与此不同，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除独秀胡适等人总结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结果，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一反传统把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陈独秀说：“举一切伦理，遣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和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则是挪威戏剧家易l、生主张“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的翻版。易I、生说：“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易卜生又说，当全世界如同海上沉船时，“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把个人的发展安危放在首位，是易l、生主义的要点。胡适极其很热心地把易卜生主义推荐给国人，其价值取向不言而喻。周作人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站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酌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他很明确地把爱自己放在首位。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说得更为明确：“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是国粹”。
概括言之，陈独秀等以个人为本位，把现代的人的发展和人的要求放在首位。陈独秀倡导“人权”，胡适强调“救出自己”，鲁迅呼吁“救救孩子”，周作人宣传“人的文学”。他们都是以高度的理性把握着思想启蒙这一重心，从创刊《新青年》到“一战”结束的3年零2个月中，陈独秀很少直接抨击中国现实政治，而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妇女的解放等则是其宣传鼓吹的中心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