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代出版史上的光辉篇章

云南近代出版史上的光辉篇章

——简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杂志

　　二十世纪初页，一份由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国内外。这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份期刊。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记载：“《云南》是这一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份革命刊物。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刊物当中寿命最长的一家。”[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第40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这“最高”、“最长”两项历史纪录，表明了《云南》杂志在近代出版史上、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云南》杂志的初步考察和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朝气蓬勃的革命刊物，集合了一批革命志士；发挥了唤醒民众，反帝反清进行革命的启蒙和宣传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是近代出版史上的壮举。本文仅就有关《云南》杂志的若干史实，做一些简略的评述，以就教于从事辛亥革命和近代出版史研究的专家和同志。

　　（一）

　　《云南》杂志的筹办和出版发行，是云南民主革命党人形成和逐步成熟的标志。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个边僻省区，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各省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然而，清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影响到云南。尤其是英、法帝国主义对东南亚的疯狂侵略，使云南首当其冲。这就使得云南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奋而觉醒，较早地参加进入了我国民主革命斗争的行列。和全国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的情况相类似，清末留学日本的云南籍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产生民主革命党人的基础。早在中国同盟会筹建和初创时期，云南留日学生就是其中十分活跃的骨干分子。当时早稻田大学的吕志伊（吕天民）及振武学校的杨振鸿（杨秋帆）、士官学校的李根源（李印泉）、罗佩金（罗榕轩）、成城学校的赵伸（赵直斋）等，都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还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们就已经立下了追求真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初心和壮志。1903年吕志伊在赴京会试途中就写了一首《癸卯元日诗》，以诗明志：“英雄成败岂由天，大好头颅负少年。云锁乡关征雁杳，雪穿庭树落花妍。万家烟火竹王国，千里风尘祖逖鞭。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吕志伊：《癸卯元日诗》，见《偶得诗集》卷一。]杨振鸿于1904年“将告滇中父老一书，寄回云南。学生中具热血者，读杨书，发指眦裂，痛恨满清断送云南。”[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编。]1905年7月30日，吕志伊受孙中山、黄兴的邀请，参加了为筹备中国同盟会而举行的会议。是日，即“与香山孙公，善化黄公三十有余人，歃盟慷慨，驱鞑虏，建汉帜，”[李根源：《吕天民诗集序》，见《偶得诗集》卷一。]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吕志伊又被推举为总会评议部评议。1906年初，以吕志伊为支部长的同盟会云南支部（亦称云南分会）建立。以此同时，也正是以吕、杨、李、罗、赵为最早的发起人，开始了创办《云南》杂志的筹备活动。1906年1、2月间，孙中山、黄兴专门约见了以上五位云南革命党骨干，提出了筹创《云南》杂志的意见，并指定宋教仁、陶成章和宁调元等“为之帮助。”[李根源：《云南杂志选集·序》。]他们五人立即行动，在组织编撰、发行班子和组社、筹款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活动。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1906年4月，《云南》杂志社以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作为临时社址，正式成立。创办《云南》这样一份以省区命名，以留学生名义主办的刊物，得到了留日云南籍学生和广大旅日、旅缅、旅越、旅泰的云南华侨以及国内各地的云南籍人士的大力支持，短时期内就募得经费数万余元。一些开明的云南籍官绅也踊跃捐输，仅某候补道员就一次隐名借助经费一万六千余两。[见《云南》第十三期广告。]《云南》杂志的筹创是同盟会云南分会建立后的第一项重要活动。它成功地以革命党人为核心，动员了广大留学生、华侨及各界开明人士，初步显示了民主革命派在建立广泛社会联系，施展组织才能方面的力量。

　　《云南》杂志于1906年10月15日正式出版发行。创刊以后的一段时期，吕志伊、杨振鸿是该刊主要的领导者和撰稿人，李根源负责对外联系并编写专栏稿件，赵伸任发行人。开初几期，由吴琨、周钟岳署名担任总编辑，由于他们较早离开日本或担任其他职务，编辑工作实际上由京都大学学生席聘臣和帝国大学学生张耀曾代理。第五期以后，即由席聘臣任编辑主任，张耀曾、孙志曾、姜梅龄等任总编辑员。1908年以后，吕志伊、杨振鸿、赵伸因参加和声援河口起义，被清政府开除官费，予以通缉，被迫先后离日，到缅甸创办《光华报》并秘密潜入腾越、永昌组织发动滇省的武装起义。李根源、罗佩金等毕业回国进入新军任职。该刊的各项工作，主要由张耀曾负责。先后担任《云南》杂志编辑和发行的还有刘九畴、张大义、郑开文、李白贞、王毓嵩等。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张华澜、赵忠奇、黄毓成、丁石僧、周德容、王九龄、张成清、李曰垓、由云龙、李华、李文治、钱用中等三十余人。[见《云南》第十三期广告。]这些人多数是在日本留学的云南籍学生，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据史料统计，1906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各省人士共有863人，其中籍隶云南的就有21人。[见《革命文献》第二卷。参看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226页]以后，同盟会云南分会很快发展到50人，[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第10页。]到1908年，仅在东京及日本各地由吕志伊“介绍及主盟而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见《南强》创刊号，《吕志伊传》。]从现在知道的云南早期同盟会员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与《云南》杂志有联系。无论在日本及海外，还是在昆明和国内各地，许多人就是在参加《云南》杂志的编辑、发行、撰稿、捐资、代销及传阅等活动中逐步确立革命思想和立场，加入同盟会的。为了办好《云南》杂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财力、精力，全力以赴，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革命党人，来自大理的刘九畴为操办杂志社内事务，扩大杂志的发行而“劳瘁成疾，呕血而卒”，临死之际还吟咏“三千东海千行泪，万里云南一念悬”[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第15页。]的诗句。可以说，《云南》杂志凝聚了云南革命党人的心血，也集合了云南留日学生及旅居海外的云南侨胞和各界云南人士中的精英。随着杂志的不断出版发行，同盟会云南分会的组织从海外到省内各地也不断发展壮大，《云南》杂志实际上成为了革命党人的机关报。1908年2月2日，《云南》杂志社仿效《民报》，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轩举行纪念会，庆祝杂志出版一周年。当时，在东京的云南留学生全体到会，海外及国内各地也纷纷来电、来函祝贺。孙中山先生特意向《云南》杂志社题词祝贺：“振我民气”。会上还决定仿照《民报》周年纪念出版发行《天讨》增刊的办法，由吕志伊、李根源编辑了一本《滇粹》，收集明朝滇中历史轶事，作为纪念特刊，赠送给为《云南》撰稿、发行、订阅作出贡献的人。这次活动有声有色，影响很大，表明了《云南》杂志强大的生命力。为了普及革命宣传，《云南》杂志社还于1907年创办《滇话报》月刊，作为《云南》杂志的姊妹刊物。其发刊词中说：“吾滇留东同人，既组织《云南》杂志以输入文明，鼓舞国民精神，复虑一般之人民，教育未深，学识尚浅者，未能尽解，因复有《滇话报》之作……其言论纯用全国通行汉话体衍出，其宗旨在普及。” [《滇话报》，“创刊词”。]《滇话报》继《云南》杂志之后的出版，是我国通俗白话文刊物的先驱，也是对《云南》杂志的发扬光大。《云南》杂志创刊以后，中间曾因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干预两次停刊，但经革命党人的努力斗争和日本友人的热情帮助又重新恢复出版，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自动停刊。该刊坚持了6年之久，开初基本上按月出刊，后期为不定期，共出版了23期，最高发行数字达1万余册。云南革命党人在创办《云南》杂志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自身。他们也以《云南》杂志的成就，表明了自身的力量和才干，从而确立了其在云南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先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