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代出版史上的光辉篇章(2)

　　（二）

　　《云南》杂志之所以能够顽强成长，并不断扩大发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容富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该刊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期刊。它新鲜活泼，设有图画、照片、论著、时评、调查、传记、译述、杂纂、小说、文苑、大事月表等栏目。公开提出的宗旨是“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云南》第1期，“云南杂志简章”。]对于这一宗旨的含义，1906年初孙中山、黄兴约见吕志伊等五人时提出的“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舞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意见，[李根源：《云南杂志选集·序》。]就是最好的注脚。《云南》杂志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始终都是以揭露和抨击“外侮侵凌”、“官吏压榨”，鼓吹和发动“滇省人民奋起”为其宗旨的。在当时各省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刊物中，《云南》杂志明显地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激发爱国救亡热情。《云南》杂志中，揭露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对云南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宣传，持续的时间最长、占用的篇幅最多、反帝的旗帜最鲜明。初步统计，有关此类的论说、时评、调查、译文、通信、史料等，累计有80余篇，共计40余万字。其中的《英国之亚洲政策》、《滇缅疆界谈判》、《法人窥视云南之渐》、《危哉，云南七府矿产》、《云南之将来》、《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等论说和时评，《缅甸亡国小史》、《血雨腥风录》等调查和纪实，《缅甸亡国之君》、《法领安南之人头博览会》等新闻照片，深刻而具体地揭露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领土主权的丑恶历史，揭露了他们以缅甸、越南为基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对云南肆行侵略、渗透，妄图夺路矿、占领土，一举侵吞云南的阴谋。对英、法帝国主义侵占滇越铁路，强占腾越铁路筑路权和侵吞云南、澄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等七府矿产的活动都及时作了揭露和抗争。对缅甸、越南人民被殖民主义者残酷奴役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以此为前车之鉴，借以唤醒云南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同时，对清政府屈膝媚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些论著中，革命党人义正而辞严。吕志伊在其以“侠少”为笔名所撰的《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中，这样写道：“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绝，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我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或强租者，是国仇也，是皆足以害我国民之全体者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他还大声疾呼：“呜呼，我国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土。要使神州禹域，寸土重于寸金，虽合全世界之大资本家为一托拉斯，而亦不敢问价；虽合全世界之大军事家为一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见《云南》第5、6期]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词，就是现在读来也往往使人振奋不已。难怪当时帝国主义者亦十分震怒。法国方面曽选派10名精通中文的译员，把《云南》杂志刊载的有关文章逐期翻译，供当局研究。并准备拨出3、5万乃至30、50万法郎，贿赂清朝官员，妄图禁止《云南》杂志出版和传播。吴玉章先生在谈到《云南》杂志时也说：它“着重地反对外国侵略，这就使它得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国内，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0页。]

　　第二，热情传播资产阶级启蒙理论，反对封建专制，鼓吹反清革命。《云南》杂志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近代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介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从第九期至第十六期，连载了吕志伊以“侠少”为笔名所写的《国民主义》、《国民的国家》等论著，介绍了近代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介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在这些论著中，作者以通俗的语言提出：“国民主义之大要，在国家以人民意义而谋。……观旷世英雄，如拿破仑专制巨魁、如梅特涅反对国民主义之政略，皆尽归于败；而克伦威尔、华盛顿、加富尔、毕士马克诸人助其国民的国家而举独立之，实发达其国性，则功成一时，声施于后，人皆仰而称其伟大焉。盖国民主义，实广义之人道主义，平等、自由主义。”[见《云南》第12期.]并指出“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推立君主，是为民约之因；人民之于君主，有应尽职责，是为民约之果。若夫君主妄逞己意，而与民约之旨向背驰，则君民之义既绝，应尽职责亦随之而灭。”[见《云南》第12期.]革命党人当时正是以这些资产阶级的启蒙理论来论证和批驳封建主义的“君权天授”观念，大力宣扬进行社会变革，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现人道、平等、自由才是顺乎世界发展趋势的势在必行之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党人在寻求救国真理的探索中，也涉足过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云南》杂志第十五期，曾登载过一篇由吕志伊翻译的著述《俄亥俄州之理想乡》，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办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当然，这一些论述和宣传现在看来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长期处于封建观念的笼罩和封闭之中的云南人民打破精神上的桎梏，探索拯救危亡的真理，要求进行社会革命，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云南》杂志在其宣传中，不仅注意理论的传播，而且对现实的革命斗争也予以及时的报道。据统计，《云南》杂志在6年的时间中，发表了136条有关革命党人在国内活动的消息，这在当时国内外刊物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些具有新闻特色的消息，对1906年杨振鸿回昆明、腾越的革命活动；对1907年徐锡麟、秋瑾在安庆、绍兴等地发动的起义；尤其是对1908年孙中山、黄兴在河口发动的起义都做了详尽的连续报道。同时，对云南省内广大民众和开明士绅开展的反对清政府出卖滇越铁路、腾越铁路筑路权，出卖云南七府矿产的活动及弹劾清政府派往云南的官员兴禄等卖国贪赃的活动都做了报道，并予以有力的声援。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云南》杂志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己任，坚决实行革命救国的立场，用自己的行动投身于实际的斗争。1908年以后，一批批参与《云南》杂志活动的云南革命党人先后返回国内及缅甸等地，积极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在以后的滇西起义，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临安起义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这一切，显然都是与《云南》杂志有着密切联系的。

　　（三）

　　 由于《云南》杂志形式多样，内容新鲜，战斗力强，当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著名日本政治活动家宫崎滔天，当年曽大力帮助过《云南》杂志。他说；“当时，《民报》非常畅销。与此同时，一伙云南革命党人出了一个名叫《云南》的杂志，《云南》也很畅销。《云南》的编辑以吕志伊、赵伸为主，把我的家作为发行所。”[〔日〕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日本友人以亲身经历把《云南》与《民报》相提并论，这确实是非常中肯的。

　　 当时，《云南》杂志除在日本及海外广泛流传外，发行的重点仍然是国内，尤其是云南。它在北京、上海、贵阳等省外的39个城市及昆明、临安、大理、腾越等省内的9个府、州、县设有分社，派有代表和调查员，并设立发行所。杂志刚发行一年，就有人盛赞其有“三大功效”，其一，“对于本省人士，近一年来悉知外患之迫切，芨芨莫可终日，国民责任无或旁贷。或议收回路矿，或为保护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轰轰烈烈如朝日之东升”；其二，“对于各省同胞，及此杂志出现而全国舆论谓云南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存于万一。于是而救云南而救中国之声遂充满于社会。”其三，“对于英、法曾私出巨金贿赂当道，指使封禁，不准出刊……后以至伦敦、巴黎间之报竞相鼓吹，云南人醒也！云南人醒也！”[见《云南》第13期。]回溯整个云南近现代出版史，像这样在中外各界能够引起如此巨大反响，有着如此广泛革命影响的刊物，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吧？

　　 《云南》的出版发行还推动了云南省报刊出版和发行事业的进步。继《云南》杂志和《滇话报》首开云南出版史上期刊出版的先河之后，云南的出版事业也日趋活跃。1908年以后，《自治白话》、《禁烟白话》、《丽江白话报》、《永昌白话报》、《云南旬报》、《云南日报》、《云南教育官报》、《云南官报》、《滇南公报》等期刊、报纸开始大量涌现，出现了一个出版事业的发展高潮。《云南》杂志创刊后，在昆明兴隆街建立了“云南杂志分社”；在大德寺旁设立了“云南杂志支部”及“阅书报室”。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人在南门端仕街创设了一个“阅书报馆”，还在《上海时报》上登了广告，开展卖书卖报，借书供读业务。一时间使昆明成了一个图书发行和图书阅览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图书出版和发行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云南》杂志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是有杰出贡献的。近代史上云南人民的觉醒，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都与它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可以说，《云南》杂志是开创云南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前驱，它对于云南近现代期刊、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云南》杂志谱写了云南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