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洗礼铁骑:工人阶级经辛亥觉醒后握手马列

辛亥革命网 2022-04-27 09:32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王杰 宾睦新 查看: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无以复加,蕴藏着与生俱来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与其自身鲜明的特点相依存:它投世于内忧外患,背负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水深火热;正是由于其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无以复加,蕴藏着与生俱来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他们的抗争与觉醒运动从无到有,与日俱增;他们的发展壮大和自为的革命运动,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助产婆。

  工人阶级的诞生与成长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工人阶级的诞生,是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辅以手工业和商业,“士农工商”的社会形态比较稳定。鸦片战争以降,英国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门户,列强在侵略蹂躏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香港、澳门、上海、广州、天津、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由西方人创办的茶厂、缫丝厂、印刷厂、轮船运输公司、机器修理厂等新式企业,招收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失地农民,以及因受西方商品倾销而破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得更早,是列国侵掠的受困人和见证者。

  直面西方列强先进“器物”之强势,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官员,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随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采用西式枪炮,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对西方“器物”的优胜,有了进一步认识。由是,以“自强”“求富”为号,引进西式机器,开办西式企业,出现了安庆内军械所(又称安庆机器局,1862)、上海洋炮局(1862)、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轮船招商局(1873)、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1878)、金陵制造洋火药局(1881)、津沪电报总局(1889)等官办或官督商办洋务企业,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企业也随之出现和发展起来。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工人数量渐次增加。据估计,甲午战争前50多年间,官办工厂40多家、工人47000多人,民办工厂100多家、工人34000多人,外国商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约100余家、工人约34000人,总计有工厂240多家,工人115000余人;其中10万元以上的外资工业企业23家,资本总额763.1万元,产均资本33.2万元。

  甲午战后加快了工人数量的增长。1895年,清王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在通商口岸开始投资设厂。欧美列强强行“利益均沾”,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开设工厂、修建铁路和开挖矿产,直接投资经营并掌握管理权的有滇越、中东、胶济、京汉、京奉、津浦、沪宁、京绥等铁路。到1913年,外资在中国兴建了铁路10000多公里,大型矿山20多座,加工厂增加到166个。1895年至1913年,10万元以上的外资工业企业136家,资本总额10315.3万元,厂均资本75.8万元。外资经营的航运业和电气、自来水、公共交通等市政工业也有较大的扩展。此间,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煤铁开采业和纺织业,商办工业也逐渐增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计有60多万,加上海员、铁路工人共有100多万。1913年至1920车,在轻工业的23个行业中,新设厂675家。甲午战后列强加紧对华掠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数量,无形中培养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为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埋下伏笔。

  一战期间加速了工人阶级的成长。由于英、俄、德、法等欧美列强忙于争夺殖民地和霸权,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无形中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随之猛增。1914年至1918年,纺织和面粉业,乘机迅速发展。以棉纺织业为例,一战前中外纱厂为31家,1914年至1922年纱布厂就有54家,其中1920年至1922年开设了39家。又如发电厂,1912年约33家,1920年增至70多家,发电容量由12000多千瓦增加到29000多千瓦。“据一部分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以及对没有统计资料的地区或行业的估算,到1919年前后,全国共有产业工人约261万人。其分布情况大致如下:铁路工人16.5万,邮电工人3万,海员工人15万,汽车电车工人3万,搬运工人30万,中国工厂工人60万,外国资本家在华工厂工人23.5万,矿山工人70万,建筑工人40万。”工人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集中在工商比较发达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工人占全国四分之一,1919年左右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除武力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工厂、矿山和铁路外,还乘机在上海、青岛、武汉等地增加工业投资,兴建了大批棉纺织厂。从1914~1921年的7年中,在华设立较大的厂矿有223家,这还不包括其在华掠夺的工厂,工人数量由此随之增加。

  长夜难明赤县天。受困外侮内患,于苦难中成长的工人阶级,逐渐磨炼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她们也在探求着救国和新生的道路,找寻着救国救民的引路者。

  工人阶级在苦难中抗争

  苦难孕育了工人阶级的抗争精神。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生活于社会最底层,“身受三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早期工人的反抗方式比较原始,如破坏机器、抢劫库房、烧毁产品、与雇主吵闹、向官府告状等,表现出自发、分散、人数少、规模小、力量弱等特点。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抗争阅历和组织意识的增强,发展至数十人、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怠工或罢工。早期的罢工斗争,主要是谋求自身待遇的经济斗争。

  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加剧,工人的民族意识也随之逐渐觉醒,并自发参与反帝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至1904年有工人反帝斗争30多次,1905年至1913年约70多次,1914年至1919年约120多次,其中1918年就有33次,1919年有67次。仅以罢工为例,自1870年至1911年,计105次,平均每年2~3次;从1912年至1919年5月共罢工130此,平均每年16次,就趋势而言,逐年增多,至1918年达30次。其中,1918年有日期记载的罢工15次,总计罢工124日,平均每次8日多;1919年有记载的26次罢工,参加的人数达91000人。说明罢工的人数不断增多,罢工持续的时间也在增加。不言而喻,这是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为工人运动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辛亥革命期间,有工人开始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进而成为坚定的支持者。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会员约124名,有工人36人,占总数的29%。次年兴中会发动广州乙未起义,有计千名港澳苦力工人参与筹备。1905年同盟会成立,翌年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起义者多煤矿工人”,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911年黄花岗起义,86名殉难烈士,有16名工人,比重最大。

  武昌起义爆发,武汉“楚望台军械库工人,就与革命发生联系,工人群众替革命机关廉价收买子弹和炸药”。保卫武汉战斗激烈,汉阳兵工厂工人为了保障革命军的军需供应,“日夜开工赶造备用”,“平时每日造枪六十枝,现加至八十枝,夜工倍之”。为了阻断北洋军队增援武汉,160多名京汉铁路工人在余大猷的率领下,拆毁铁路,在东篁店以扳反铊,使得军车出轨,支援了武昌起义。武昌首义后,各地工人纷纷以罢工、游行示威、“暴动”等形式,响应辛亥革命。革命军光复上海之战,得到江南制造总局工人的响应和支持,攻陷清军的坚固堡垒。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广东,广九筑路工人和部分居留港九、惠州的工人组成瀛字敢死军1000多人潜伏广州城郊,待命攻城。11月上旬,锦纶行工人乘着粤省各界绅商团体在文澜书院集议,打出“广东独立”旗帜,高呼“广东独立万岁”口号,并组织20000多民众前往广东总督署请愿,要求两广总督张鸣岐立即宣布独立,与清廷脱离关系。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此见工人阶级在资产积极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运动中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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