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洗礼铁骑：工人阶级经辛亥觉醒后握手马列(2)

　　民国成立前后，以运动工人为目标的团体诞生，象征着工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受到社会关注，也揭示了工人力量的日益壮大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较早意识到劳动和劳动者价值的是无政府主义者。1911年11月4日，江亢虎将上年7月11日创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在上海设立本部，于南京、苏州、长沙、天津、香港、东京、马尼拉等地设有支部，至1913年7月有支部400多个、党员50多万人。该党与革命党人关系较为密切，宣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劳动者，神圣也。农工各业，生命攸关……个人有分业，无等差。”首次将长期被压迫受鄙视的“劳动者”，尊崇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1912年4月21日，中国第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党——中华民国工党宣告成立（总部是1月7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工党社”，2月在南京、芜湖、苏州等地设立支部），发行《觉民报》为机关刊物。“正领袖”为担任过东方理汇银行买办并在上海拥有多家工厂股份的资本家朱志尧，“副领袖”是徐企文和谢月。宗旨是“改良工业、扩张国货、开通工人知识、灌输爱国思想”。经一年发展，支部遍及16省及海外华人聚集区，成员多达40万人。该党名为“工党”，实际上是一个由开明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组成的团体组织，主要领导人无一人是工人。其奉行孙中山民生主义理念，乃是有志于我国工业发展的同盟会外围组织，它在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同时，主张劳资调和、合力振兴工界，“于吾国工业前途不无裨益”。1912年6月，中华民国工党与中国社会党联合，宣称“社会党员与工业有关系者，同时为工党党员；了解并信从社会主义者，同时为社会党员”，“社会党或工党对外交涉，两党并力行之”。1913年，工党作为革命党的外围组织，参与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徐企文因起义失败被俘牺牲，工党被查禁，基本宣告解体。这两个政党团体，虽然或多或少与工人有一定的关系，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明确提出反映工人阶级诉求的目标纲领，工人阶级属于从属和被领导的地位。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深受影响，工人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工人阶级逐渐理智，工人运动走向高潮，并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据统计，十月革命后的五年多，各地工人举行的经济罢工达185次之多，年均34.7次；其中产业工人的罢工114次。此间，显示出两个特点：产业工人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和罢工斗争的骨干力量，在罢工斗争中的作用发挥重要作用；工人罢工有自发建立的组织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条件和目标，斗争方式更加进步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内因既有不屈于专制列强盘剥而激发的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有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而萌生反帝反封建的内在需求。

　　由于辛亥革命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完成，伴随引来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使得中国人民遭受苦难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救亡图存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令先进的知识阶层对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并积极探求与工人阶级的结合。

　　十月革命的鼓舞，加速了社会各阶层对劳工阶级的重视，有如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增加了催化剂。1918年3月，中国第一本以“劳动”命名的月刊创刊。同年11月15~16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两篇演说，强调协约国的胜利，实为世界黑暗与光明的转折点，“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蔡氏的演说，影响广泛。许德珩回忆：“天安门前‘劳工神圣’的公开演讲，是破天荒的得着社会上多少人的景仰和兴奋。由先生的这个指示，北大当时的校工夜班工读互助团、校外的民众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平民教育讲演等类的社会服务和劳动服务，也都很快地发展起来，使那班浮游于上层政治与埋头在书本子里面的这两种青年，都深入到社会的内心，懂得民生的疾苦。”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是为中国报刊第一次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1920年10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劳工神圣”的意义》，盛赞蔡元培“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是年11月21日，孙中山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会上演说，称赞“现在工人为世界中最神圣之人”，俄国革命“其实是工人之革命”，期望工人“努力前进，固结团体，以达能左右上海全体工厂主权，然后引导全国工人起而为民生之运动，由民生运动造成一民生大同之中国”。此外，《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大量支持工人爱国运动的言论。

　　经由十月革命启示，李大钊较早关注劳工阶级的地位和作用。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即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年底，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李氏先后撰写《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一战是“劳工主义的战胜”、“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中国人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抗拒这个潮流”。1919年元旦，李大钊撰写《新纪元》，阐释劳工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全世界劳工阶级应该联合起来。”稍后撰写《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等文章，关注青年群体、知识阶层、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强调工农群众的重要性，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相结合，提出“只要知识阶层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各地学生先后响应，运动推及全国。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北洋政府采取了蛮横镇压的措施，破坏街头讲演，拘捕爱国学生，下令各校限期复课。在学生遭受严酷镇压的关头，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以空前的政治大罢工投入运动，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把“五四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从6月5日起，一周之内，参加罢工的上海工人就有六七万人，加上罢工的店员，总人数超过10万人，“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此后，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天津、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九江等地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先后举行集会和游行。据统计，先后有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发生了工人罢工。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的广泛斗争，给北洋政府以极大的打击。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国务总理钱能训引咎辞职，全体内阁一并引退，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它给人民以振奋，而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接近尾声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是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先驱所引导，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断聚集，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不断研究劳工，积极向劳工靠拢，积极向劳工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蔡元培题写“劳工神圣”，李大钊撰写《“五一”（May Day）运动史》，介绍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国际劳工斗争史，希望中国“三五文人的运动”和“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发展为“街市上的群众运动”；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提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实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第一次举行了劳动节纪念大会。一批以“劳动”为主题的先锋刊物，如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劳动界》、10月3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11月7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等相继问世。

　　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开始聚拢在一起，陆续创建了一些共产主义地方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