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间岛问题》版本考论(2)

　　（二）1914年版。宋教仁故去一年之后，即1914年，设于北京的中国地学会主办的机关刊物《地学杂志》第四十六号（1914年4月20日出版）开始连载《间岛问题》一文（《地学杂志》国家图书馆有缩微胶片版，查找和注释均不易。鉴此，本文所引该杂志所载《间岛问题》（即本文所谓《间岛问题》1914年版）一文均出自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方便读者核查。特此说明），直至七十三号（1916年7月25日出版）全部载完，署名为：桃源宋教仁遗著、平江张焌校编。其文前有张焌案语云：“是书宋氏成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韩熙隆元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脱稿时，沪上某书肆曾印行之，舛驳甚多。迄问题解决，宋氏拟加更正，易名《中韩疆界考》，志未竟而身先殒，稿纸散逸余书箧中，几至盈寸。追忆往事，多不幸言中之处，爰按遗文，略为序次，以资有志研究东北地理历史者之一助。中华民国三年甲寅春日平江张焌。”《间岛问题》在《地学杂志》连载不仅证实此书曾在上海印行，而且也说明宋教仁生前对《间岛问题》一书的重视。

　　 （三）1936年版。1936年7月至10月，南京《建国学刊》从第15卷第1期至第4期连载《间岛问题》。文前的编者按中说，此文虽经《地学杂志》刊载，仍有流传不广之感，故特为转载于本刊。因此，此版本实际上1914年版的重刊。

　　 1981年，陈旭麓在编辑《宋教仁集》时，选录1914年版《间岛问题》，但在其前加入1908年版中的“序”和“例言”，对其日期则标为：“1908年”，并加题注云：“这是宋教仁的一本专著，录自《地学杂志》第四十六至七十三号。文前有张焌案语云：（同上）。该杂志未载‘序’和‘例言’，这里的‘序’和‘例言’均录自1908年上海某书肆的单行本。”由此可见，该集所收录之《间岛问题》来自《地学杂志》的1914年版。

　　1982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编之《宋教仁先生文集》，也是收录《地学杂志》的1914年版，但与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中不同的是，其将1908年版的“序”和“例言”放在正文之后，并加“编者按”曰：“《地学杂志》未刊《序》和《例言》，现谨将民前四年，以宋鍊命名（按：如前所述，1908年版的《间岛问题》并未署名），上海某书肆之单行本的《序》及《例言》附录于此。”

　　2008年，郭汉民所编之《宋教仁集》，对于《间岛问题》一文的处理方式与陈旭麓所编之《宋教仁集》的完全一致，也是1914年版。

　　 由上可见，对于《间岛问题》一文，三部宋教仁文集编者大概都以为1908年版为“上海某书肆之单行本”而非为宋教仁所著，所以均采用了1914年的版本，略为不同的是，大陆版是在1914年版的头上戴上一顶1908年版的“帽子”，台湾版是在1914年版的身后加上一条1908年版的“尾巴”，看起来都有点不伦不类。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宋教仁的《间岛问题》有三个版本，其中，1908年版本为宋教仁所著，1914年版由张焌“校编”，而1936年版则已声明是1914年版的重刊。所以，《间岛问题》实际上只有两个版本，即1908年版和1914年版。本文所比较考论的也就是1908年版和1914年版。

　　二、《间岛问题》版本的真伪

　　经过以上的查考，我们发现，迄今为止，《间岛问题》主要有1908年和1914年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是否相同或一致，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真阅读和比较后发现，1908年和1914年两个版本的《间岛问题》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后者明显存在诸多严重的错误。限于篇幅，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述：

　　第一，地图被删。经查，1908年版的《间岛问题》中有附有两张地图，一为正文前的《间岛图》，是根据书中要表述的内容和相关地图绘制而成的中国延吉厅与韩国北咸镜道之间的全景地图，其上双方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山川走（流）向，大大小小乡镇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中韩国界一清二楚，倘若根据此图，再结合书中的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中日双方这场国界争议的来龙去脉和争议的焦点。一为第三章后的“豆满江上流分水岭附近之图”，是宋教仁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见到的朝鲜古山子校刊之《大东舆地图》，“载康熙五十一年定界之迹，甚为明晰，尤足以证豆满发源于分水岭，潜流地下，复现为石乙水，及当日筑土、聚石、树栅之事”，于是勾录而成的一张简图，附录在第三章之中。结合此图，宋教仁在书中阐述其观点曰：

　　图中上方之大山，为白头山，山南大池，为闼门潭，潭之下方，为分水岭。岭西有一水，为鸭绿源，岭东有一水，为豆满源。豆满实两国分界之所在，故曰分界江，即界碑文中所谓土门江也。南有石堆、木栅，即水源潜流地下处，当日所立之标识，盖以正无水之界者。惟不见土筑之堆，殆年湮代远，已坍废欤。而大池东有水源，不明记其下流入于何水，木栅有一小水，注曰乾川，合于土门。此二水皆未能确指为今何水，或系错误，亦未可知，抑乾川即所称下乙水乎?其余图中方位、地望、道里，皆多与今不符，自因当日图学尚不发达之故。然其载明界碑及石堆、木栅，以证当日实划豆满江为国界之迹，则甚确也。

　　这样，读者根据地图，再结合文字，对于“豆满江为国界之迹”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印象。可见，此地图既是宋教仁用以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工具，也是其所谓豆满江就是国界的重要证据。

　　然而，1914年版的《间岛问题》却删去了这两张地图，不仅使读者对于文中所表述的一些山川走势及其关系，它们之间的空间位置难以接受，而且也使《间岛问题》一文的价值因失去了直观且重要的证据而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地图具有直观、形象地反映自然地理特征的特点，历来是空间认知的重要手段，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工具。宋教仁喜好地舆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搜购和阅读了大量地理书籍和地图，如《世界读史地图》《满洲地志》《西藏全图》《东洋交通图》《中外舆地图》《万国舆图》《国际地理学》《卫藏通志》等，同时注重学以致用，利用学到的地舆知识来捍卫国家的领土。

　　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在撰写地舆学方面的文章时，还善于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通过地图直观地呈现，使之图文互证，相得益彰。除了《间岛问题》，宋教仁于1911年2月撰写的《滇西之祸源篇》就附有《云南片马形势图》一幅，同年9月所撰的《中葡澳门划界问题》就附有《澳门附近各地》（其上标有葡国最初主张之界和葡国二次主张之界）和《澳门半岛图》。因此，绘制地图并置之于文中是宋教仁地舆学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不幸的是，以上各地图均被宋教仁文集的编者删去了，从而不仅导致文章残缺，而且也为正确理解文字内容增添了困难。

　　第二，引文不规范。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中，从其他书刊摘录引用了大量资料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笔者发现，1908年版的引文中均有“前略”“中略”“下略”等字样。这也是宋教仁使用引文时一以贯之的严谨作风。例如，在其1911年4月的《再论政府借日本债十兆元》一文中，宋教仁节引东京《报知新闻》上之《借款与极东》一文时，用了7个“中略”。但1914年版的引文中，这些字样均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