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4)

　　在南京政府司法官员选任规则中，曾任司法官者即具有任用资格，加上要员引荐推介，北京政府司法人员便可“名正言顺”地进入南京政府司法系统中。北京政府被推翻后，余绍宋南归杭州，因其书画颇具声名，以鬻卖书画为生，生活无忧，故未加入国民党政权。但因余绍宋在法律界深厚的人脉关系，故不断有人找他推介求职。据余氏日记记载：1928年9月14日，“近日法院将增设县法院数处，诸人纷来求荐书，可厌亦可怜也”；10月18日，致函浙江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文礼，保荐熟人充任检察官；次日，很多人来请余氏向王宠惠、殷汝熊推荐求职。这让余绍宋深感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感慨：王、殷“两人在位，余终不免被扰，原来落伍人识得阔人亦不是好事，无怪古人云‘入山入林惟恐不深不密也’”。1929年6月29日，又有许多人请求余氏推荐法院职位，“近日浙省又须增设县法院，余又将受累矣”；8月13日，郑文礼来访，余绍宋推荐三人担任法官；9月23日，余绍宋致函殷汝熊，推荐6人担任法官，他在日记中感叹：“添设法院于我何与，而时被诸求者围困，可怜亦可恨也。”

　　1931年底，罗文干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郑天锡任次长。在北京政府时期，罗、郑均是余绍宋关系密切的僚友，因此，找余氏推荐谋职者更多。1932年1月，余绍宋在日记中记述，“因罗钧任（罗文干）为司法部长、茀庭（郑天锡）为次长，冀有所干求者，人多不具记”；数日后，余氏再次感慨：“茀庭作官，余将不胜其累矣。”以上，均是余绍宋以国民党体制之外人士的身份，向体制内的熟识友朋推介人员；与此同时，已在国民党体制内任职的友人则欲把余绍宋拉进体制内。1932年1月20日，余绍宋收到郑天锡来信，“拟聘余为南京法官训练班教务主任”，22日余回函谢绝；7月25日，余绍宋收到原法曹僚友何枚如来信，曰：罗文干部长拟任命余绍宋为司法行政部视察员，“视察各省区司法”，次日余回函何氏，请其转告罗部长，“余不能为彼之视察员”，转而推荐他人；9月27日，余绍宋收到曾任北京政府江苏、湖南、浙江等省高等审检厅长官，现任安徽高等法院院长的陈福民来函，责备余绍宋“何故不出山”，谓罗文干部长“相招再三再四，余俱不应，实非人情”，余回函陈说，不少僚友已出山任职，自己则坚持不出山。从上述所载余绍宋不断被人请托求职，乃至罗文干、郑天锡再三邀请余氏出山任事，均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司法系统之一脉相承。

　　不独余绍宋如此，很多原北京政府官员都有类似经历。多次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政学系首领之一的法律名人张耀曾，1928年12月由北平抵上海。1929年1月14日，张耀曾与王宠惠晤面，张向王推荐原先僚属何基鸿、沈家彝、熊兆周；16日，原北京政府江苏审判厅推事沈沅来到上海，请求张耀曾向王宠惠“说项”，张允诺写信推荐，同日，张耀曾致函何基鸿，告知其与王宠惠“所谈情形”；22日，为何基鸿、沈沅谋职之事，张耀曾致函王宠惠，予以力荐。这些人员后来都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如沈家彝，1930年5月任司法行政部参事，罗文干任部长时，1932年5月沈氏调任上海第二特区高等法院院长，1936年又调任河北高等法院院长。

　　北京政府的司法系统人员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南京政府中，因此，南京政府司法部门的人脉交游、司法风格、政治文化明显地延续着北京政府时代风气。身在上海的张耀曾、沈锡庆在他们的日记中，记载着这些人脉交游的信息。1929年4月17日，原北京政府司法官员梁仁杰拜访张耀曾，告知他将赴江西任高等高院首席检察官；1932年3月12日，梁仁杰、沈家彝拜访张耀曾，言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董康将赴南京法官训练所任职。1932年1月出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沈锡庆，几乎完全生活在原来的人脉网络之中：3月26日，沈锡庆参加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王振南的宴饮，同席参加者有第二分院院长沈家彝，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周先觉，高分院庭长郁华、钱鸿业，地院庭长周翰、首席检察官汪祖泽等，无一不是来自北京政府的司法人员；4月23日，上海地方法院新任书记官王道周到院就职，王系沈之旧属；11月9日，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新任院长郭云观拜访沈锡庆，郭氏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此次系由司法行政部参事调任而来；17日，上海地方法院新任首席检察官楼玉书来拜访沈锡庆，楼氏系从江宁地方法院调任而来，也是“二十余年之老法官也”；1933年1月13日，沈锡庆赴镇江地方法院，拜访院长、庭长和推检人员，发现“内有半数系予旧属”；29日沈锡庆分别拜访“许世英、章宗祥、董康、张耀曾、薛笃弼诸总长，并与章、张两总长长谈”，口口声声“总长”，是已经被推翻的前政权之司法总长。可见，虽已是南京政府司法官员，沈锡庆依然生活于北京政府人际网络和政治文化之中。

　　中国现代法制改革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移植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不党”理念与制度，司法官员不卷入政党政治与政争，规定推检人员不得为政党党员或政社社员，他们一般都严守证据、程序规则，坐堂审案，思想较为保守。从清末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经过二十多年时间，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已成惯习。这些北京政府司法官员未经“革命洗礼”，大量进入国民党政权，自然也将这些理念和方式带入南京政府中。国民党标榜“以党治国”，坚持一党专政，司法系统要掌控在国民党之手，推行司法党化，这些来自北京政府的司法官员，对此并不了解，亦未必赞同。对此持反对意见者，比比皆是，如罗文干、董康、郑天锡、石志泉、夏勤、赵琛等人，他们认为司法党化将会破坏司法的独立，难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在他们看来，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和责任是制定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司法是带有职业性的专业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不是一般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可以胜任的。这种讲求法律专业属性、强调“司法不党”之理念，存在很多法律人士脑中，张耀曾就对王宠惠说：“法官宜多用熟手，普通民刑审判，不用着党的色彩”。余绍宋也致函司法行政部次长郑天锡，建言“法官入党，流弊太大，宜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政治斗争需要，在“革命”者审判“反革命”者的旗号下，在普通法院之外广设特种刑事法庭，主要是审判共产党员与政治异议人士。这对国家司法正常运转破坏很大，也遭到国民党高层一些人士的反对。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元老、此时兼代司法部长的蔡元培提议废止《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所有反革命及土豪劣绅案件均归普通司法机关审理，提案获准通过。如此一来，大量政治性案件转入普通法院审理。

　　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角度而言，司法系统必须配合国民党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来自北京政府的司法人员显然无法做到这点。他们审案时“往往死抠法律条文，司法审判程序迂缓繁复”，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司法机关无法成为国民党运用自如的政治工具。因此，很多党部对法院非常不满，经常发生矛盾。1929年4月，天津特别市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该市前曾组织惩共委员会，惟该机关职权，对于共党，只能逮捕，不能处理，以致被捕共党，移送法院后，往往宣告无罪，益令共党无所忌惮。请赐予惩共委员会以处分共党之权，以便应机处理，或请明令法院，对于审理共党案件，非经党部同意，不得滥予释放”，该报告还称：“各地关于审决共产党徒案，党部对法院，不少同样感想。”国民党中央也承认：近来各地破获共产党案件甚多，“党部对于法院仍虑其偏重证据，轻易释放，迭据陈述前来”。掌控中统的国民党要角徐恩曾指斥：“那些司法检察部门都是无用之辈，我们要做的许多重要事情，都得不到他们相应的配合。” 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观察到，“吾国司法界深闭固拒，于本党政府之下而处处有反党之事实，不一而足”，因为“此司法来自北平，已自成派故也”。王子壮所言南京政府司法系统来自北平，自成系统，而且“处处有反党之事实”，代表了国民党方面人士对这时期司法系统的基本观感。

　　四、 成因考析

　　关于1927年前后中国南北政权之间的司法人事问题，一位民国司法人员晚年记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因为自身审判人员与水平不足，召回原北京大理院与检察署旧有推检官员，赴南京任职，以充实最高法院与检察署的审检重任，更选调部分北方旧有司法官员充实南方各省法院；各省高等、地方审判厅易名为法院，各级检察厅易名为检察处，只有少数首长更换新人，旧有推事、检察官全部留用，仍任原职，因此，当年曾有“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之谑语。证诸史实，大体如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两个敌对政权之间，为何会发生这种“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呢？

　　从清末革命开始，历经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国民党虽几经改组，但其思想纷歧、组织散漫、人员庞杂、党力低下可谓痼疾。因此，1923、1924年孙中山决定“联俄容共”，学习苏俄列宁政党模式改组国民党，试图改组建立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强大执行力的国民党。但实际上，所学基本是表面功夫，国民党依旧故我，内部信仰纷乱，人员庞杂，没有根本改变。从理论上讲，国民党对各级行政司法工作人员，要求尽先在党内选用。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要求：“通行各级政府行政司法机关，所有上级干部人员须尽先在党内选用，非党内确无适当人才时，不得援用党外之人”，然而，实际上很多是“援用党外之人”，而且基本没有严格的政治审查。如此一来，许多国民党外人员，甚至是“反党”人士，都进入国民党政权之中。

　　随着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国民党控制地域急剧扩大，管理与建设人才严重不足；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内部斗争加剧，外部往往通过与北方势力妥协而换取军事胜利，招降纳叛，大量的北方军阀、官僚、政客借此进入国民党政权中。在1929年南京政府10位部长中，至少有4位是北京政府官僚，因此，当时社会上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南京政府，北京内阁”之语。若细化考察，在南京政府初期中央各部的事务官员中，司法行政部几乎全部来自北方，外交、财政、海军、交通等部，北方官僚所占比例也很高，均超过半数。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此局面的主要推手与操控者，他也预知其之后果，曰：“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即随之而入”，似乎是在两难之中，国民党中央只能如此应对。在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北伐时期极为迅速，于一二年之时间而能奠定全国，此固可喜，然牵就各方，容纳投降之事则甚多，于是，自己之阵营转为复杂”；他认为，国民党政权仅是形式而已，“实质上绝非党的政权”；两月后，王氏又写道：“国府建都南京已达十年，政治上虽有相当之进步，而关于人事制度上之改革迄无成功，良以革命力量扩张太快，缺乏适当人才以应政治上之需要，于是兼容并包，无所不有。北京之官僚力量逐渐南移，复运用其手腕，达到官运亨通之地步。此一辈人多善奉迎，对事敷衍，难期实效。”政治虽有进步，但国民党变得复杂，人事难言成功。

　　和北方势力妥协，虽然缩短了国民革命的军事进程，南京政府也得到很多具有行政管理专长和经验的北方官员，然而，这给国民党带来的危害也很大。国民党本来即内部不团结，北方官僚大量转入且被委以高位，无异于进一步撕裂国民党，使其更加庞杂。对此，许多较纯粹的国民党人无不愤恨，出身广东的国民党要角马超俊晚年忆述：“奠都南京后，一般官僚政客倡言：‘作天下事，用天下人’，藉谋进身之阶。因此旧日官僚，络绎南下，混入中央政府。”亲身参与北伐之役、后来成为国民党政要的雷啸岑，晚年更是痛心疾首，他说：南京政府成立后，对北洋军阀部队，“招降纳叛，来者不拒，这些旧军头对三民主义毫无认识，士兵们亦缺乏政治训练，只是换插一面青天白日旗，人事经理一仍旧惯，即号称为国民革命军，各军的首领且多加官进爵，位跻封疆大吏，甚至有尚未经过入党手续，竟被选为中央委员者”；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各部门成立，“许多职员皆系任用北洋政府的旧官僚”，“这般旧官僚只要填写一张入党表，身穿一袭中山装，就成为风云人物，而以国民党同志自居”。继而，国民党中枢声明：凡属供职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的人员，一律以党员论，“革命的国民党招纳了这许多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的军阀官僚份子，乃对党发生腐蚀作用，党基从此动摇，党纪乃趋堕败，我认为这便是国民党最后在大陆上失败的基本因素”。民国后期的军政焦点，看似国共两党之争，实际上，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并不算一个“党”，而是各种庞杂势力的混合体。

　　司法领域就是如此。由于国民党自身并无多少班底人马，几乎全部来自北京政府，经由王宠惠、罗文干等人进入国民党高层，在标榜法律专业知识、注重司法实践经验等理念下，在法律职业者内部，相互推介援引，几乎是系统性地进入国民党政权中，故出现“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这现象的产生，既与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有关，也与法律界的“司法不党”理念有关。从世界近代法律史观察，法律专门化、人员职业化是与近代社会分工密切关联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法律职业活动逐渐形成专有的知识或技术，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无法从业，同时，法律界为追求自我利益并保证法律服务质量而形成行业垄断等。中国现代法制、司法改革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远师欧陆，近法东洋，在京师、省城和商埠等地渐次筹组新式审检机构，讲求审判的程序化、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辛亥鼎革后，民国北京政府赓续其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形成一定规模的法律职业群体，包含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学者等，这有利于构建现代法治社会，但同时也产生一个相对独立、自治（或封闭）的法律职业系统。王宠惠、罗文干等即是这个系统的领袖人物。

　　在强调司法专业化、人员职业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下，北京政府时期司法官员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升迁、保障制度。在此理念与制度之下，很多司法官员对社会现实，包括政党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有学者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当时很多司法人员是保守的，这缘于他们长期深受“司法独立”思想的影响，“司法独立”是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天经地义”，依照西方传统观念，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条件是司法官员不卷入政党政治，因此，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规定司法官员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肇始于清末的中国现代法制、司法变革，以西洋制度为学习对象，把西洋司法独立的引入中国，也规定在职司法人员不得为政党党员或政社社员；经过北京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这种规定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司法官员不得参加政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因此，不但许多服务司法界的人不愿谈“党”，就是社会上一般关心司法的人也不希望他们与“党”有何关系。无疑，这种“司法不党”理念是造成“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的原因之一。

　　若放宽视野，1927年前后南北政权鼎革中的司法人事延续，还有一定的国际原因。鸦片战争后，列强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与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朝野均深感事态之严重，为此，清政府亦有所努力，清末变法修律即在此背景下展开。辛亥鼎革后，历届民国政府均谋求撤废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几经斡旋和筹备，旨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法权会议于1926年初在北京召开，王宠惠、罗文干正是法权会议的中方主事者。会议期间，中方虽然做出诸多努力，但列强在肯定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若干进步后，指出中国法律、司法和监狱制度的诸多弊病，并以此为理，拒绝了中方撤废领事裁判权之要求。按照《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统计，中国法院和司法官员情况是：各级新式法院139所、法官（包括推事与检察官）1293人，列强认为中国“经训练之法官人数过少”。1927年南北政权鼎革后，南京政府基本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中外条约体系，这样，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历史任务落到南京政府身上，而且，主持南京政府司法中枢的仍然是王宠惠、罗文干等人。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外部压力下，南京政府只能在接续北京政府司法系统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工作，而无法真正另起炉灶。

　　结语

　　“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有利于国民党政权承续北京政府司法基础，实现国家司法运转的平稳过渡，但对国民党来说，也带来很多问题。在王宠惠、罗文干主持下，大量北京政府司法人员进入南京政府中，有国民党员呈控中央政治会议：司法部成为王宠惠等人之“宗祠”，“不用本党忠实党员，而尽易以私人”，司法部200余名职员中“在党籍者不过十人”，故请“另易忠实同志主持司法”；罗文干出长司法行政部，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呈控，抨击罗氏“专事引用反革命腐劣分子以排斥革命司法人材”，“不应再容其久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这些或多或少反证了这种人事变动给国民党带来的危害。这些进入国民党政权的司法人员与国民党并无渊源，也未必认同国民党理念与学说，大多数人仍持北京政府时代的“司法独立”“司法不党”理念，遵守证据、程序方面的原则，因此，他们多半不能配合国民党政治斗争，而且“反党”现象频发。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在1934年前后，国民党元老居正执掌司法院后，再次高举“司法党化”大旗，努力把司法系统“化”入国民党之中，成为国民党能够运用自如的统治工具。然而，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囿于各种原因，司法系统始终未能成功地“化”入国民党之中，亦未能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有力工具。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