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2)

　　二、 南京政府司法系统的组建与人员构成

　　北伐战争进展迅速，从1926年7月开始，未及一年就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对国民党来说，这场战争其实也是招降纳叛的过程，大量北方军政势力改头换面后进入国民党之中。在此背景下，北京政府很多法律专家、司法官员转身进入国民党政权中。在这过程中，南京政府首任司法部长王宠惠是一位关键人物。

　　王宠惠（1881—1958），长期在北京政府任职，多次担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等职，1922年出任国务总理。在北伐战争推进之际的1926、1927年，王宠惠担任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和法权会议中国全权代表，然而，1927年5月初王氏抵达南京，加入国民政府。据国民党要角傅秉常忆述，王宠惠加入南京政府之内幕大致如下：国民党元老、南京政府主事者之一胡汉民欲邀请伍朝枢（此时住在上海）来南京主持外交，他派傅赴上海邀请伍，伍氏接受邀请，“但主张延揽王宠惠参加国民政府”，傅返南京转告胡，胡与蒋介石商量后，“两人均表同意”，傅遂再赴上海告知伍。早在北京政府任职时期，伍朝枢和王宠惠往来频密；此时，胡汉民、伍朝枢、傅秉常均属国民党右派，三人与王宠惠同属粤籍，具有同乡之谊。傅秉常忆述与蒋介石日记所载，大体可以相互印证。据蒋介石日记所载：5月7日，伍朝枢、王宠惠来宁；次日早晨，蒋往访伍、王等人，下午与胡汉民、伍朝枢、王宠惠等人商议时局；13日，蒋“请王宠惠任司法部长，商议对英外交方针”。可见，政治立场接近，粤籍同乡，加上一定的国民党背景和长期的北方法律、外交技术官僚身份，共同构成王宠惠进入南京政府高层的重要条件。

　　1927年7月14日，王宠惠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胡汉民致辞曰：王宠惠“不独精通法理，抑且为革命中最努力之人物，总理极为信任，希望根据总理的建国精神，努力前进，尤希望早日实行取消不平等条约”，胡汉民解释道：王宠惠长期在北京政府任职，是为了完成南方国民党人所交付的“秘密的重大的工作”。胡氏所言未必属实，其意在让人知道王宠惠出任司法部长，具有专业和政治之正当性，但是，不少国民党人并不认为如此，后来有国民党员向中央呈控：王宠惠“任军阀时代司法总长时，攀附权势，充具私党，只知逢迎官僚，鱼肉民众，尚不知主义为何物而可云‘革命思想’耶？”，抨击王氏在“革命告成”之际，“投机南下”。值得指出的是，与后来加入南京政府的很多北方法律官僚不同，王宠惠确实具有一定的南方国民党背景，是民国前期能够穿梭于南北两个政权的人物。

　　就职后，王宠惠着手组建司法部，分设四司：总务、民事、刑事、监狱；人员安排“决采人才主义，为求省经费起见，尤可宁缺毋滥”。司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拥有各级司法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对于北京政府各项法律，南京政府准予援用，通令：“在新法未颁前，旧行各实体法诉讼法各地法令，除与党纲主义或新法抵触者外，一律准援用。”此时形势不稳，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9月宁汉合流，这也引发司法中枢的人事纠葛。据报道：9月底王宠惠赴上海并表示辞职，“宁政府要人刻在沪极力挽留”，这时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因共党嫌疑，尚未剖白，虽欲恋栈，亦不可能，于是王宠惠继续连任，遂成自然之趋势，宜宁政府之极力挽留也”。经挽留后，王氏打消辞职念头，数天后继续在南京办公。

　　从人事布局来看，南京政府初期中央司法行政部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7月至1928年11月，司法部长为王宠惠，1928年3月由蔡元培兼代；次长：罗文庄、魏道明、朱履龢。第二阶段，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成立司法院，下辖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王宠惠出任司法院首任院长，至1931年底由伍朝枢任院长，伍氏未到任，1932年5月居正出任院长；在司法院所辖机构中，真正掌控实权的是司法行政部，1928年11月魏道明出任部长，次长是朱履龢、谢瀛洲，1930年4月魏氏调任南京特别市市长，由次长朱履龢代理。第三阶段，1931年底司法院长王宠惠去职；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改隶行政院，司法院仅辖最高法院，无甚权力；曾多次担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的罗文干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次长先后有何世桢、郑天锡、谢瀛洲、石志泉；到1934年10月，司法行政部再次划归司法院，由司法院院长居正暂兼部长，同年12月王用宾出任部长。

　　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初期司法中枢的关键人物，先后是王宠惠、罗文干，均曾任北京政府的司法首长。若观察司法部整体人员构成（包括参事、司长等），可发现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大部分是来自北京政府司法高级官员，代表人物即王宠惠、罗文干、郑天锡、石志泉、朱履龢等；小部分是从海外研习法科归国、资历尚浅的人员，如魏道明、谢瀛洲、谢冠生，均是留学法国研修法科、获博士学位者，在北伐前后回国，进入国民党系统中。当然，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国民党政权的人事任免，并不严格要求党派政治资格，而讲求熟人网络关系。这点在司法系统中尤为明显。1928年11月司法院成立前后，时人观察到：“日来关于司法院所属各机关之重要职员，如各署长处长等缺，外面传说颇不一致，据云奔竞者确为拥挤，为整饬司法及便利进行起见，或将罗致法界旧人，俾收驾轻就熟之效。”有学者对南京政府的外交、内政、财政、司法行政、海军、军政、交通、教育八个部的事务官（主要指部中参事、司长、各处处长及署长等）的北洋旧官僚留用率作了统计，发现司法行政部的留用率最高：1928年至1932年均为百分之百；1933年至1935年依然是八个部中比例最高的。显见，北京政府司法官员几乎完全掌控了南京政府的司法中枢。

　　以前述提及的马寿华为例，可具体而微说明之。长期担任北京政府司法官员的马寿华，1927年初进入武汉政府最高法院任职，宁汉对峙期间，马寿华离开武汉，在上海赋闲数月，年底进入南京政府司法部任职。按照马氏自述，他由时任南京政府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的王淮琛“推介任民事司第一科长”，因为在北京政府时期，王淮琛曾任河南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马寿华时任该厅检察官，系僚友熟人。马寿华进入司法部后，先任民事司第一科长，后代理总务处长，1928年11月司法院成立，王宠惠任院长，魏道明任司法行政部部长，马寿华出任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马氏忆述：在总务司长任内，“为余服务司法界最繁忙之时期”，当时总务司设五科，分别掌管人事、律师、会计、庶务、统计事宜，尤其是第一科，管理“全国司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之任免、迁调、考核、惩奖”，权力很大。不仅司法（行政）部工作人员多来自原北京政府，而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人员也是如此，马寿华推荐自己的同学、熟人担任各地司法官员，马氏本人也在这时加入国民党。与马寿华类似经历者很多，大量北京政府官员转身成为南京政府官员。

　　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人员构成如此，由他们制订的司法官员选任标准，也明显对接北京政府。报刊公开报道：南京政府司法官员选任，“仍以旧日在北京政府法部取得有推检资格之人为上选，以其学识经验均较初出学校者为优，故在北方充当推检者回南方后，均可获较优越之位置”。1928年5月，南京政府公布《法官任用条例》，规定：曾任前大理院及总检察厅荐任推检官3年以上，或曾任前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3年以上，地方检察厅检察长3年以上者，有资格出任国民政府简任司法官；曾任推检实职1年以上或候补推检（帮办推检、练习推检、实习推检包括在内）2年以上者，有资格担任国民政府荐任司法官，明确承认北京政府司法履历的有效性。1931年底罗文干出任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次年4月公布《司法官任用暂行标准》，规定司法官员选任资格是：法科毕业、具有司法官员经历、或具有从事法律教育或律师职业经历，再次明确承认“前司法机关”“前司法行政机关”等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