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北伐援黔(7)

　　从3月4日开始的“剿匪”惨无人道，同盟会员朱芸五、《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等多人皆先后被唐继尧杀害。肖子有在《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中记载道：“于是解散自治社，焚毁自治社文件和档案，按照自治社名册分别进行搜捕，重要的则以残杀。贵州自治社组织至是归于消灭。从此各县又组成宪政分会，借以侦查自治社员及与自治社有密切关系的人，以便实行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此后，自治学社和与自治学社关系密切的人的生命断送在宪政会和滇军手中的就难以数计了。”【注：肖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65页。】如果是个有人性的将领，那么即使对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普通群众，也应该以教育改造为主。可唐继尧毫无人性地搜捕杀害革命人士，残酷杀戮的行动席卷贵州全省，这在辛亥革命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胡寿山在《自治学社与哥老会》一文中记载道：“1912年3月2日，滇军唐继尧夺取了贵州省政权后，成立了一个以宪政预备会人员为骨干，以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周沆为首要的省政权组织，有计划地消灭贵州军政府的革命部队、自治学社组织和它的成员，手段残酷，令人发指。同样以极凶暴恶毒的办法，消灭各地哥老会，屠杀哥老会会员，除宪政会人员陈钟岳、陈廷棼发起的斌汉公组织外，凡为自治学社派人组织或发动组织的一概不予赦免。派出各县清乡司令，专为肃清自治学社和哥老会在各县的残存势力和影响。清乡司令会同地方官吏开出当地公口人员名单，按名捉拿，不加审讯，一概枪决。贵州全省被这种不成罪的罪名而死于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之手的不知若干人，惊离逃散的更不知若干人。真不能不令人感到无比的义愤。其中清乡司令和继圣（云南人）的残酷更超过他人，有屠户的称呼。”【注：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78页。】

　　张彭年说：“军警局长为梅若愚（滇人），军警局大量收捕哥老会，杀戮无算，每日局前聚集多人，拥挤不堪，都是来看杀人的。同时，任可澄对自治派大肆报复，不特贵阳，就是各县曾与自治派有关系的人士，宪政派的分子也假任可澄的势力要求地方官吏搜捕，而地方官不敢不办。”【注：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49页。】

　　杜叔机说：“滇军在遵（遵义）杀周子文、任海舟等，不以其罪，人多以为冤……四月滇军派贵州军警局长梅志逸（号若愚）以兼三岩盐务督办名义来遵……梅随唐继尧至黔，在贵阳即以嗜杀贪残著称，风声所播，遵人早已胆寒。及其至城，非杀即关，非关即罚，缧绁之中，囚禁充斥，遵人既畏滇军之势，又恨其贪且酷，有‘时日曷丧’之感，只不敢形诸言语行动耳……性贪酷，在省死伊手者近千人。”【注：杜叔机：《鲁屏周杀滇军梅志逸见闻》，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98页。】7月，梅若愚被其属下的军官遵义团防管带鲁瀛所杀。

　　自治学社社长、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参议员钟昌祚，曾赶赴昆明上书蔡锷陈说贵州实况，阻止滇军入黔，蔡锷感到问题严重，曾于2月7日电令唐继尧改道入川，因唐继尧执意入黔，蔡锷怕钟昌祚回黔对滇军不利，遂电告唐继尧“注意防范”，唐继尧派兵在安顺捕杀了钟昌祚。“昌祚为人刚直，不畏强御，不侮鳏寡，死难后，全省哀之。”【注：冯自由：《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载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出版。】

钟昌祚墓

　　贵州代都督赵德全3月3日逃走，存款万余金，丝毫无所取，文件图籍，悉饬主者加意保管，留给占领军。唐继尧布告中捏造德全罪状，仅曰不学无术。然而唐继尧仍然不放过他，“唐继尧、刘显世侦得德全踪迹，密令军队掩捕，枪毙于修文县毛栗铺，残骸暴露，路人皆为陨涕，时年仅三十岁”【注：冯自由：《贵州代都督赵德全》，载《革命逸史》第四集】。

　　贵州首义发难者、援川的黔军管带杨树青也被唐继尧调回贵州，解除兵权，以任命为军警局谍察科长诱捕杀害，刘显世具体操作诱捕，杨树青入局到差，“当晚即被杀害，肢体裂为数十段，埋置局后荒园中，始终未宣布罪状，年仅二十一耳”【注：冯自由：《贵州首义发难者杨树青》，载《革命逸史》第四集。】。“第一营管带杨树清所部，军队三百余名，人勇械精，在川名誉尤佳，回黔缴枪，滇军诱入都督府内，于夜半全数坑杀。”【注：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16页。】

　　“勒捐枉杀一日数见，分扎外属军队，淫虏残杀惨不忍闻，并派员检查邮电，凡有微词立遭戕杀。故黔中现象，三人同行立被干涉，一言犯禁遂致惨诛。”【注：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9页。】贵州成了人间地狱。“唐继尧之野蛮暴虐，食其肉不足以偿其罪矣。凡此诸罪，众目昭然，其他种种，罄竹难书。”【注：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22页。】

　　“唐既据黔以杨为张黄死党，调回杀之。其他军队，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注：徐龙骧：《黔人乞救书》，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25页。】

　　现在有文章为唐辩解说，贵州这些革命人士被害，其直接责任者是刘显世等人，其次才是唐继尧，这种说法颠倒了发号施令指挥者和执行操作者的主次责任关系，而且大量革命人民的被杀，是唐继尧直接下令由军警局干的，唐继尧是杀人首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