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北伐援黔(5)

　　唐继尧为什么执意要入黔呢？宪政派和周沆、戴戡等人“以黔督诱唐”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周、戴等人“流涕哀请，并许黔事定后愿奉之以为贵州都督，否则请杀某等头以为殉，唐利之，密电蔡诳以前队已入黔境，唐遂入黔”【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6页；又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71页】。唐继尧为了夺取贵州都督职位，利欲熏心，人性之恶释放出来，就执意要入黔。从跨出这一步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正义不正义，什么道德不道德，就都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2月10日，戴戡、周沆致蔡锷电透露了贵州“二二”政变与唐继尧军入黔的里应外合内幕关系：“滇军此行，计划本密，非旅滇黔人所能尽识……滇军入黔，已迫通消息，预备欢迎……是滇兵不发，黔祸或缓须臾；滇兵改途，黔害立见麋烂。”【注：《戴戡、周沆致蔡锷等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45页。】电报揭示了没有唐继尧入黔就不会出现“二二”政变的实质。宪政派顽固绅阀明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付自治学社的，所以才向云南要求出兵支援，现在虽然“二二”政变夺得一部分大权，使贵州开始麋烂，但自治学社革命党人有十四万人之多，遍布贵州，援鄂三千人和援川一千人的黔军，实力尚在，如果这时滇军改道入川，那么贵州革命党人就要反击，宪政派就会因“二二”政变罪责难逃而自食其果。

　　另一方面，唐继尧不进贵州也将失去升官发财当都督的机会，于是野心膨胀的唐继尧与贵州顽固守旧势力狼狈为奸，趁贵州政府的援川、援鄂军队离开贵州，省内空虚的机会，决心用武力颠覆贵州革命政权。唐继尧从执意入黔的这一天起，就走上了与辛亥革命为敌的道路。当蔡锷2月27日不得不同意“毋庸改道入川”时，唐继尧实际上已到达贵阳郊区了。

　　云南有一种为唐继尧开脱的说法：“自治党人与立宪党人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唐应立宪党人的请求，夺取了贵州都督宝座，是‘二二’政变的继续和发展”。这种说法把唐继尧入黔与“二二”政变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贵州辛亥革命后自治党人力量很强，在政府、军队和民间都占优势，宪政派感到势单力薄才到云南请求派兵去平定。宪政派的力量，是从辛亥革命前的“转转会”、“耆老会”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后宪政派收罗乌合之众，力量有所增强，但如果云南不出兵，宪政派就不敢悍然发动“二二”政变，即使发动了，最后也打不过自治党人。

　　而唐继尧入黔，军事支援宪政派，一切都变了。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室宣布退位，所谓“假道此伐”更是失去了最后一点借口。

　　唐继尧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号称“剿匪”，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3日偷袭贵阳，血洗贵阳，斩杀俘虏和部分同情革命的人士，制造万人坑。第二阶段是3月4日开始对全省各县“清乡”，搜捕杀害散居在各县的手无寸铁的自治学社无辜社员。第三阶段是两个月后对贵州都督杨荩诚率兵回黔后的武力驱唐进行打击。

　　唐继尧对滇军将士灌输黑白颠倒的信息，与贵州的旧官僚口径一致，说贵州是土匪掌权，土匪作乱，把烧杀抢掠等常见的土匪特征加在贵州辛亥革命政权头上，而且军令如山倒，坚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原则，从而激发起滇军将士为民除害的正义感和英勇杀匪的战斗精神。

　　五、欢迎滇军的贵阳人，被唐继尧突然偷袭

　　1912年2月27日，唐继尧所部到达贵阳郊区，宪政会耆老会和刘显世表示欢迎。代都督赵德全还沉醉在滇军承诺不进贵阳城的一片幻想之中，也派人迎出60余里，希望唐部继续北上，不要在贵阳停留。殊不知唐继尧已经与刘显世、胡锦棠等人勾结妥当，准备血洗贵阳。

　　3月1日，滇军唐继尧等军官不动声色地察看贵阳城外地形和城中各攻击要点，占领了城外螺丝山等高地。3月2日密商后，3月3日凌晨发动突然袭击。

　　现有人说密商决定先由黔人致函赵德全，再由唐继尧致函赵德全，劝彼退位，限赵德全3天时间答复，逾期不答复才进攻，这一说法歪曲事实真相。我们这里可计算一下时间，3月2日密商需要一段时间，决定致函后，拟稿和审定两份各2000字左右的函件也该花费半天时间吧，那么函件发出的时间是哪一天呢？

　　3月3日黎明5时，唐继尧突然偷袭州军政府。城内守军至少有2000人，如果赵德全不麻痹大意，而是认真防备，那么滇军将会死伤很多人。可惜贵州军政府对于表示友善的唐继尧突然露出狰狞面目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因而一触即溃，滇军猛烈炮击，机关枪队机动增援，只用负伤6人的微小代价，就使贵州军队血肉横飞，死的死，降的降。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3月27日说：“是役毙会党四百余人，弃枪归顺者千余人。”

　　唐继尧、戴戡等人致赵德全的两份函件内容是：“如能即日引退，宣布辞职，于今晨八点钟单身至团防营表明此意，托胡锦堂保护。”【注：赫文征等主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第103页。】5点钟先攻城杀人，限“今晨8点钟”答复，如不答复则武力相见，这时间怎么计算也算不出有3天期限！而且战斗打响后又如何送达函件呢？这两份函件明显是占领贵阳后编造谎言搪塞社会舆论的。

　　唐继尧2月4日致电蔡锷说：“由耆老会函告赵德全，众怒难犯，晓以利害，劝令辞职，并担保生命财产。殊赵不听忠告，谓黔民倚仗滇军，敢于携贰，转约蓝绍廷、叶占标等准备袭击我军，定期歌日烧抢黔省（注：3月5日电报局的日期代字是“歌”。），绅耆探实，佥谓先发制人。”【注：《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31页。】又捏造了本省领导人赵德全要烧抢本省子民的罪名，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

　　六、唐继尧血洗贵阳，制造万人坑

　　控制贵阳后，唐继尧对贵州革命人士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唐的随从军官李佩珩说：“押解俘虏约一千六七百名来螺丝山阳明祠，报请总司令部发落。唐接报告后叫我同他出去看，一大伙副官马弁随着到了祠外。一看这些俘虏，并不是军人，只是些穿普通衣服的人，甚至还有穿长衫的杂立其中。所谓俘虏，同被集合在螺丝山麓的一个平坦低凹的地方，有武装兵在周围持械监视。唐到场后，看看俘虏，又看看报告，叫了一些被监视的俘虏出来，然后命令十名一列、十名一列的排列成行，随令副官马弁一列一列的解往山后斩首。起初副官们尚听命解往执行，谁知两三次后，他们怕麻烦，等不得解到山后，一听命令，就将那排列成行的人拖了过来，在当地动手。有一个干部学生名肖正邦，年龄不过十四五岁，他看杀得起劲，也拖过一个来喊跪下，肖又喊伸着头，那人都依他，肖即拔出所佩战刀，对准那人的颈子用力砍了几刀。肖因年幼力弱，砍得那人扑倒在地，全身都被鲜血溅满，头还是砍不下来，肖又把那人翻转过来，由前面又砍。我看左右摆满了尸首，血流满地，呼吸间嗅着一股血腥味。当时我情不能忍，对唐说：‘这些俘虏，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似不应杀了，白起坑降卒，为千古所痛骂，我们应怜悯他们才是。’唐听了我的话大发脾气，回答我说：‘你看他们可怜，你不见他们奸淫抢掳的凶恶。’唐发气走了。”【注：李佩珩：《随唐继尧入黔忆事五则》，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01页。】凶残狠毒的唐继尧就是这样把奸淫抢掳的罪名强加给受害者，为自己的血腥屠杀寻找借口。

　　唐继尧的部属、第三中队队长曾万钟说：“克火药局后，我率几人押送俘虏回螺丝山。复经威西门外，只见沿街倒卧敌巡防队与哥老会党徒尸体一二百具，都是原驻寺内，当我军一个营兵力（原第七十五标改编）通过此地区时所杀。”【注：曾万钟：《我对辛亥革命的回顾》，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1年8月编印，第117页。】滇军兵力路过，就要杀戮驻寺黔军，表现了唐继尧的意志。曾万钟说那些被杀的人：“一些人头挂在树上，仍打着英雄结，一些英雄结衔在口中。一些小脚鞋、花手巾、花包等妇女用品，挂在耳朵上，或丢在尸身上，都是由逃敌身上搜出来的。”把逃敌身上搜出的妇女用品挂在死者耳朵上或尸身上，表示死者有犯罪嫌疑，说明唐的部下为了强加罪名而弄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