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北伐援黔(10)

　　  唐的倒行逆施，当时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贵州辛亥革命政权被颠覆后，流亡在外的自治学社人士掀起法律驱唐和武装驱唐运动，因为这些人多数是同盟会员（自治学社开展同盟会分会活动，后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看到加入过同盟会的唐继尧居然对同盟会的人大肆杀戮，起初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唐继尧及贵州守旧势力‘腾构蜚语，谓贵州且拓为民党地盘’【注：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1页】，引起袁世凯对驱唐的警惕。袁世凯对同盟会和国民党本来就敌视，又听唐继尧说“驱唐”是要为国民党争地盘，于是就选择支持唐继尧。唐因为临时都督的职位是偷抢来的，偷来的锣是不能敲的，所以急于寻找靠山，渴望都督职位获得合法性。在定都南京还是北京、善后大借款等各项政治问题上都拼命站在袁世凯一边。唐把自己紧密地绑在袁世凯的战车上，共谋荣华富贵，镇压革命力量。

　　4月25日，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下令解散“法律驱唐”的组织，解散伤亡疲惫的武装驱唐军队，阻止杨荩诚率黔军回黔。杨为黔军命运计，据理力争，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

　　唐继尧不准贵州组织同盟会支部，理由是“贵州已有统一党，殊无他党发生之必要”【注：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第82页】。其实贵州统一党是迟至1912年4月才由刘显世、周沆、戴戡等人成立的，而同盟会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发生了”。

　　唐继尧要紧紧抓住袁世凯这个靠山，所以护国运动爆发前的两三年中，唐继尧都在云南疯狂逮捕杀害反袁称帝的革命党人。

　　八、阐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不能回避这段历史

　　现在云南人在谈论辛亥革命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段历史，当年正式使用的“援黔”、“代平黔乱”、“假道北伐”这些词都不愿涉及，而改称为“讨平黔乱”。古代诸侯出兵去打仗称为“伐”，天子出兵去打仗称为“讨”,唐继尧血腥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的严重犯罪问题，被美化成了“讨平黔乱”四个字。

　　贵州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终究是破旧立新，而唐继尧代替旧官僚颠覆辛亥革命政权，则是破正立邪。

　　现在有一种说法：“唐继尧血洗贵阳后与贵州宪政派旧官僚联合建立的政权，尽管是镇压革命派的极右政权，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政权。”当然喽，一个地方政权的性质与中央政权的性质是互相对应的，地方只要服从中央，就可以说与中央是同一政治性质。例如辛亥革命成功时，有的地方并未实行武装革命，并未改变社会各阶层的结构，只是更换一下旗号，表示服从革命中央的领导，你能说它还是清王朝的封建政权吗？唐继尧消灭贵州革命力量后，只要表示服从中华民国的领导，就得承认这也是资产阶级政权，然而，这个说法能为唐继尧开脱罪责吗？难道历史研究真是适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

　　有的人写书为唐继尧辩护说：“3月3日后即行戒严，短时间内韩凤楼和胡若愚奉命本着唐继尧乱世用重典，以暴除暴，以杀止杀的命令【注意：自治学社坚持不流血的革命，不存在暴力和杀戮问题】，果于杀戮。凡私藏军火者就地枪决，结党抢劫者就地枪决【注意：就连唐继尧的官兵也未发现谁藏军火谁抢劫，但掌权者随意枪决无辜者则处处可见】。遍搜哥老会徒，公口为之绝迹【注意：只让宪政会耆老会的公口大肆扩张，横行无忌】。虽杀戮过多，造成恐怖，但不如此不足以统一贵州，贵州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了秩序……今天重新考评唐继尧援黔督黔那段历史，依然感到‘代平黔乱’四个字有理有据，字字属实。”【注：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载《唐继尧研究集》，第69、101页。】这些血淋淋的话，令人想起法西斯强盗对占领地人民的杀气腾腾的豪言壮语，倒不如唐继尧诬人为匪杀戮之后再否认杀人事实那样巧妙而妩媚。唐不断制造虚假的材料，掩盖自己的真实行为，欺骗社会，逃避全国舆论的谴责。

　　纵观历史，在辛亥革命时期，唐继尧虽然担任一个营的临时管带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但他在短短四个月中，用偷袭兄弟省份的手段抢到了贵州都督职位。先是血洗贵阳、斩杀俘虏，制造万人坑，然后又利用省级军政权力大干坏事，命令清乡，以强有力的措施，在贵州全省按名册搜捕屠杀手无寸铁的自治学社无辜社员，屠杀了数万人，数字难以统计，最后又对援鄂回黔武装驱唐的贵州军队予以打击消灭，这三个阶段性质各有差异，都被唐继尧统称为剿匪。唐继尧在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中都是起到指挥发令作用的罪魁祸首，其在辛亥革命阶段的历史评价只能是罪大于功，绝不是什么功大于过。 

　　唐继尧在日本留学时用“唐锟东川”的假名参加了同盟会，虽然是逢场作戏，但毕竟可以算是同盟会员了，谁知他一旦权力在手，就对自己曾经加入过的同盟会残酷打击，杀人如麻，这不仅造下了深重罪孽，而且由于人性中的恶的方面无约束的释放，对于唐继尧的猥琐残暴品性产生了固化作用，形成了此后执政习惯的导向，在贵州和云南这些唐继尧的统治区域，长期弥漫着谎言的烟雾和野蛮的丛林规则。

　　（作者系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