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北伐援黔(4)

　　云南一些曾在清朝担任军官，维持清朝社会秩序，常年防范哥老会，辛亥革命后进入云南都督府的那些官员，对于民间反清组织哥老会一贯是敌视的。而此时蔡锷等人尚未有出兵贵州的打算。他知道哥老会的人毕竟不是土匪，而是支援过辛亥革命的民众。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云南取缔哥老会组织，杀了云南哥老会总头目何升高，而对广大会众予以解散即可。

　　云南军都督府的军政部总长李根源说：“宪政派失势，乞滇出师，熊范舆、刘显治、唐尔锟请求尤力，并声言愿带唐继尧或韩凤楼往，余颇持异议，谓滇、黔唇齿，当此国基未定，武汉战急，只能维持现状，出以调和矫正，不宜走入极端。”【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1929年编印，第46页。】贵阳来的人“声言愿带唐继尧或韩凤楼往”，说明这时唐继尧与贵州宪党已有事前的串通。唐继尧看到贵州境内兵力空虚，自己可以捞取很大的军政权利，他绝不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并努力争取担任司令官，最后蔡锷半推半就地同意滇军入黔了。

　　云南、贵州两省军政府之间当时仍保持友好往来，1912年1月8日，蔡锷致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立法院诸公电：“筱电敬悉。前闻黔省土匪横行，杨都督被劫，私念粤、蜀、滇、黔，于国防上有密切关系，故饬援蜀军及北伐队过黔境时，有土匪骚扰居民，即联络黔军协力扫荡，期复治安。初无有干涉之心，亦不识黔省党见未融，稍存偏助之意。兹悉杨、张两公出巡，诸事就绪，佩慰良深。”还表示希望贵州自治学社与贵州宪政会耆老会团结一致。看来蔡锷是主张扫荡民间抢人的土匪，而不是扫荡执政的自治学社，但蔡锷的电报却回避了政宪派求援派兵的问题，这也许是不了解情况，也许是故意回避。

　　1912年1月26日，贵州援川的一标军队进入四川，1月27日，滇军的北伐军在昆明誓师，蔡锷致贵州代都督赵德全电：“近闻黔中匪势甚炽，遵义、大定曾抢劫一空。滇军到贵阳时，若贵军约其暂住一二日，以资镇慑，滇军自当尽力；若恐人民惊疑，则滇军即行通过，决不逗留。万望宣示人民，共释疑虑。滇、黔、蜀三省北伐联军总司令请由尊处及四川推定，敝省无不赞成。”【注：周钟岳：《天南光电集·致贵阳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90页。】1月28日，北伐军开始出发。

　　云南军民对于打击清王朝的壮举无不热烈拥护，北伐军出发时各界欢送，学界旗帜大书“不平胡虏，请勿生还”，洋溢着人民群众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的爱国热忱。而群众并不了解此次取道贵州出兵的内幕，谁也想不到北伐军出发之后，不去北方打击清政府，却去“代平黔乱”，代替宪政派旧官僚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血腥惨案。

　　云南辛亥革命后，唐继尧当上了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的第二次长，韩建铎率援川军出发后，唐接任军政部次长，地位仍没有显著提高。唐的发家，是“假道北伐”靠武力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才当上省级行政首脑的。

　　贵州自治学社原社长钟昌祚及刘荣勋、安健等人从上海绕道云南回黔，恰于这时达昆明，他们看到滇军为宪政党邀请入黔，感到凶多吉少，于是上书蔡锷，请求不要“助一二人之党争，将戕八百万人生命”。贵州的自治学社人士闻知滇军要入黔，也连电蔡锷请作罢论，蔡锷犹豫起来。

　　唐继尧怀着对哥老会起义群众的歧视入黔，他不像谢汝翼入川时对哥老会讲客气，也不像蔡锷在昆明对哥老会区别对待和对贵州态度摇摆不定，而是沿途寻觅洪门组织进行残杀。唐继尧途经沾益，打击了滚龙会张绍荣，审讯得知沾益滚龙会是昆明珠市桥许疯子（谭松柏）介绍发展的。于是２月３日打电报回昆请蔡锷“速饬吴局长严拿正法”【注：《北伐滇军来复电稿一·唐继尧致蔡锷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39页】。

　　唐继尧率兵入黔，使贵州宪政会耆老会与顽固绅阀大喜过望，从而有恃无恐，立即配合唐继尧的进发，在贵阳搞了个“二二”政变。

黄泽霖

　　宪政会耆老会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以重金收买了巡防营的内奸、巨匪罗魁部将唐灿章发动事变，1912年2月2日突然派兵包围了自治学会社领导人、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的住宅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巡防营总统黄泽霖的巡防营总统府。卫队管带彭尔坤中弹身死，衣物被抢劫一空，老母及家属伏地避弹，幸免于难。这时，南路军统领陈守廉率兵赶至，分路围攻乱兵，乱兵皆逃窜，百麟及其老母、妻室才幸免于难。宪政会耆老会开始夺取贵州军政府的一部分大权，这就是著名的“二二”血案。

　　四、蔡锷阻止不了执意入黔的唐继尧

　　蔡锷对于贵州这一变乱，感到问题严重，1912年2月7日电令唐继尧停止前进：“吾兵一到，冲突立生，即代为戡平，不过为一党人争势力，而劳师麋饷，于我军妨碍实多。……立行督率入川。”【注：《蔡锷致唐继尧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03页】。并同时电告军中的周沆、戴戡。当时唐继尧已到达平彝（今富源县），屠杀了当地的所谓“土匪”龙长毛等千余人，2月8日回电：“尧因办平彝巨匪，在平驻军已三日矣。奉钧电遵即专人星夜赶庾军回平，同赴援川。”【注：《唐继尧复蔡锷电》，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42页。】

　　第二天唐继尧就变卦了，2月9日唐复蔡锷电：“昨因周、戴君未到，疑有特别原因，遵即佳复照办。顷周、戴到平彝言，十八日在省起程，并无别故特议”。唐表示“改道种种困难”。2月10日蔡锷致电唐继尧：“强欲入黔，必生冲突，以我兵力，无难荡平，然劳师麋饷，而究蒙阋墙之恶声，终非得计……希即迅饬前军一律改道入蜀。”2月10日当天唐继尧致电蔡锷，执意要去安顺：“碍难改道，刻已执意取道安顺，出重庆。”蔡锷2月12日又致唐继尧电：“北伐军由安顺出渝，恐缓不济急，此间佥议改道入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