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文集编纂出版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4)

　　第二、求“原”，即查找并录用历史人物著作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资料，力求历史人物著作的原始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人物著作的编纂和出版存在条件不同，要求不同，水平不同等问题，这就导致前人所编历史人物文集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后人在编纂出版历史人物文集时，为了图省事，赶时间，直接利用前人编纂出版的成果而不亲自查找原始材料，或忽视将其与原始史料的对照校勘工作，就会在利用前人成果的同时将其中的错讹沿袭下来，给相关研究带来负面影响。前文所举已出版黄兴文集中存在的大量错漏现象，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去查对原文、原件、原电，而是简单地利用前人已编辑的第二手史料，因而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孙中山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也未能幸免。例如，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第4卷收有孙中山《致鄂西各将领电（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一电，系录自胡汉民1930年所编《总理全集》第三集。后来，史学界还根据孙中山此电的时间而将高尚志的被害（逝世）时间定在1919年3月。但据笔者查考，《总理全集》和《孙中山全集》中此电的时间与史实不符。大量有关史料显示，高尚志被害一事并不是发生于1919年3月，而是在1920年3月。故孙中山此电的时间应为1920年3月23日。因此，编纂历史人物的文集，应当努力求“原”，寻找并选用原文、原件、原电等第一手史料，尽量避免选用第二手史料。即便选用第二手史料，也要设法找到原件，并认真与之对校，及时发现并纠正第二手史料中存在的错漏，绝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第二手史料，以致将以前版本中的错讹沿袭下去。

　　第三、求“真”，即通过对历史人物遗著严谨的考辨，去伪存真，力求历史人物著作的真实性。如上所证，已出版的三部大型黄兴文集中均存在张冠李戴的误收情况，从而导致历史人物著作的失真。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历史人物遗著进行严谨的考辨。这种现象不仅在黄兴文集的编辑中存在，在对其他历史人物遗著的搜集和考辨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例如，1916年1月28日《贵州公报》上连载了《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一文，有学者因此而认定《〈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是蔡锷的一篇重要佚文。但笔者多方考证后，从七个方面否定了上述结论，并认定此文的真正作者不是蔡锷，而是李根源。所以，在搜集和编辑历史人物文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史实出发的原则，加强对历史人物著作真伪的考辨工作，通过各处查考、多方求证，实事求是地确定其真伪，切忌人云亦云，从而确保历史人物著作的真实性，以免以讹传讹，给相关人物和历史的研究带来不良影响。

　　第四、求“实”，即通过依据史实，科学确定底本、主校本和参校本，合理判定历史著名人物著作中缺失的要件。民初，报刊林立，著名历史人物的电报、信函时常见诸报刊，这为搜集历史人物的遗著带来方便。但由于各报刊的编辑风格各异，有的全文刊登、有的摘要刊登，加之各地收电、译电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常常出现同一文电多种版本的情况，使人真伪莫辨，难以得出其真实面目。因此，在编辑历史人物文集的过程中，对于这种情况必须慎重对待，根据完整性、权威性、真实性的原则，科学确定底本、主校本和参校本，努力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目。例如，蔡锷、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发布的云南反袁独立通电，历史上曾有十几个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纷，孰真孰伪，100年来仍难以确定。2015年，笔者通过选取新发现的云南都督府所编辑的《云南公报》1916年第1期上刊登的此电为底本，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所收存的此电为主校本，山西省将军府12月26日收到此电的译件为参校本，终于得出了此电的真实面目，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历史性的难题。又如，曾业英编《蔡锷集》中不仅存在大量同日和异日文电重复的现象，还存在涉及同一事件的异日重复文电达4组8篇之多，涉时达三个月之久，从而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文电错位、时空错乱、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迷局，使读者难以摸出头绪。笔者根据史实，从中理出事情发生发展的脉络，科学判定“密钥”，最终成功地破解这一迷局。

　　此外，日期也是历史人物著作重要的背景信息。但由于各种原因，历史著名人物的一些文电常常会出现无日期，或缺年、缺月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历史人物文集编者必须相当慎重，综合遗著的内容、作者的行踪等信息，进行周密的考证，合理确定其真实日期，不能给出真实日期的，也应给出符合史实的大致时间范围，以利读者对其进行精准地解读和研究。例如，笔者在王尔敏所编《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书‧海观尚书藏札》一书中发现黄兴致袁树勋一信，信末所署的日期是“十月廿日”，没有年份，而王尔敏认为“时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10月20日。但经笔者多方考证，此书应写于辛亥年十月廿日，即公历1911年12月10日。又如，笔者在1912年10月9日的北京《民主报》上发现黄兴致杨度书，信末只署“初七夕”，未见年月。笔者根据当时黄兴、杨度以及梁启超的行踪和信中的内容，判定此书应写于公历1912年10月7日，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此书的日期问题。

　　总之，搜集、整理和编纂出版历史人物文集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应当努力在求“全”、“原”、求“真”、求“实”上下功夫，促使历史人物文集更加完备、更为正确、更具权威性，为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提供更多的新的、质量更高的史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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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长沙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