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文集编纂出版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3)

　　再如，该集所收黄兴1912年9月15日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的演讲一文系来自1912年9月21日的上海《民立报》。但经查考，北京《民主报》在此演说的次日，即9月16日就刊登了此演说的文稿。再经比较发现，前者只是后者的摘录，删掉了300余字，且有重要内容被删除，以致部分内容难以得到正确理解。

　　五、误判。以前发现的黄兴文电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见完整的写作日期，有的是原件就不明确（如未署或缺年月），有的则是前人或报刊未抄录。这就需要编者根据文电内容和史实进行考辨。但由于各种原因，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对于一些文电写作日期的判断，也有不少失误。

　　例如，刘泱泱编《黄兴集》收有《与谭延闿致袁世凯黎元洪等电(1913年4月～5月间)》，出处为“《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成晓军整理：《黄兴谭延闿致袁世凯黎元洪等电》”。由于原电中未见日期，成晓军将其日期订为“1913年4月～5月间”。但据笔者查考，北京《民主报》1913年2月20和21日，《申报》1913年2月28、3月1日和4日的就分别连载了此文，且《申报》刊登的此电末有代日韵目“虞”。由此可证，此电的日期应为1913年2月7日。

　　又如，该集还收有《致萱野长知书（1913年11月4日）》，其末有“初七早”字样，但无年月，该集将其日期判为1913年11月4日，并加注曰：“此件无年月。按：黄兴于1913年11月1日致章士钊函中有‘箱根之行……尚须待数日’，是月15日函中又称‘昨由热海转道箱根归京’此（十月）‘初七’，当为是年11月4日。”这样，该集将“初七”理解为阴历十月初七，故得出上述结论。但据笔者查考，该集编者所述理由与史实明显不符。据日本警方当时对黄兴逐日的监视记录，黄兴去热海温泉的时间并非在1913年11月，而是在1914年2月7日至14日。因此，黄兴此书的日期不是1913年11月4日，而是1914年2月7日。同理，该集所收的《致章士钊书（1913年11月15日）》的日期也应为1914年2月15日。

　　再如，该集所收《致李鼎新等电（1916年6月7日稍后）》，来自《黄克强先生全集》中的《致海军李鼎新林葆怿曾兆麟等电》，其出处为“党史会藏影件”，因文中未见署名和日期，故将其时间定为“民国五年六月”。刘泱泱编《黄兴集》时也未查考原电，仅将其标题改为《致李鼎新等电》，并以“袁世凯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次日继大总统位”为由而将日期改为“1916年6月7日稍后”。然而，上述两集对于此电日期的判断均为失误。经查，1916年6月28日的上海《中华新报》曾以“黄克强先生祝海军独立电”为题刊登此电，且电末有代日韵目“沁”，代27日。这就证明，此电是黄兴1916年6月27日为祝贺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人于是月25日宣布海军加入护国军而发。

　　三

　　历史人物文集是研究该人物及相关人物和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历史研究的重器。历史人物文集倘若“失真”“失实”，必然会导致对历史人物研究的“失误”。通过以上对于黄兴文集编纂出版历史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存在错漏现象由来已久，相沿至今，不断累积，给人们对黄兴著作的阅读和黄兴的研究带来不利的影响。笔者还发现，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黄兴文集，其他近代历史人物文集的编纂和出版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现象，因而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历史人物文集不断涌现，为相关人物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笔者认为，新时期的历史人物文集的搜集和编纂出版工作，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力求历史人物文集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正确性，努力提高历史人物文集编纂出版质量。

　　第一、求“全”，即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搜集和编辑出版历史人物的所有遗著，力求历史人物著作的完整性。其中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要力求历史人物整体著作的完整性。历史人物遗著的搜集工作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因此，编辑历史人物著作不能仅停留在前人的成果之上，还应当深入发掘，见前人之所未见，使之不断趋于完整。例如，1981―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孙中山全集》共11卷，2017年7月由中华书局又出版《孙中山全集续编》五卷，收集了《孙中山全集》出版后30余年间搜集的孙中山佚著，凡187万余字。又如，近60余年来虽然已有三部大型黄兴文集出版，但仍有大量的黄兴遗著为人所不知。有鉴于此，近十年来，笔者经过艰苦的努力，对黄兴遗著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重新搜集和整理工作，收获颇丰，新发现的黄兴佚著多达935件，50余万字，其篇目为刘泱泱所编《黄兴集》的1.85倍。这些黄兴佚著即将编入笔者所编《黄兴全集》与读者见面。此外，其他历史人物如蔡锷、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的文集，也多有遗漏的情况。由此可见，搜集、编纂和出版历史人物完整的文集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二是要力求历史人物单篇著作的完整性。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搜集到的历史人物著作有许多是不完整的，有的内容不全，有的缺抬头、署名或日期，这势必给我们的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不便。例如，中华书局版《黄兴集》收有《委任长江水师总司令通告（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一电，录自1912年4月17日的上海《民立报》，但其中缺抬头，以致其发电对象不明。据笔者查考，1912年4月15日的《申报》和《天铎报》也刊登此电，且均有抬头：“长江各省都督、长江水师营均鉴”。又如，刘泱泱编《黄兴集》收有《致湖南省议会及军政界电（1916年8月下半月）》，录自《黄兴未刊电稿》，但其抬头、署名、日期三缺。但据笔者查考，1916年9月2日《长沙日报》曾刊登此电，格式完整，抬头为“省议会、各行政官署，各军师长、旅长、团长，各商、学界，各报馆，岳州、凤凰、零陵各镇守使”，署名为“黄兴、熊希龄、范源濂、章士钊、徐佛苏、李执中、彭允彝、欧阳骏声、钟才雄、周大烈等”，日期为“卅一”，从而得出此电的完整版本，为准确解读此电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外，对于多人联名的文电，一些历史人物文集的编者往往从节省篇幅考虑，故而有意在原文中删除了他人署名，从而破坏了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例如，曾业英编《蔡锷集》中之《致参议院众议院电（1913年5月30日）》系蔡锷与黎元洪等十八省都督、都统、民政长联名的通电，但该集收录此电时，将原电的署名改为“黎元洪、蔡锷等同叩”，而仅在题注下说明列名的还有“夏寿康……等二十一人”。这样就改变了原件的本来面目，使史料不原始，也不完整。所以，我们在搜集历史人物遗著的过程中应当努力改进搜索方法，扩大搜集范围，尽量搜集到其完整的版本，确保历史人物遗著的原始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