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文集编纂出版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2)

　　二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黄兴著作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尚有大量黄兴遗著未被发现和收入黄兴文集之外，历次出版的黄兴文集不仅存在大量的遗漏和诸多的错漏之处，而且随着大型、综合性黄兴文集，如《黄克强先生全集》和《黄兴集》的出现，这些错漏由于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而在不断地沿袭和累积。这不仅影响了已出版的黄兴文集的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黄兴研究工作全面、深入、精准地开展，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漏收。由于搜集范围不广泛、搜集程度不细致、不彻底等原因，已出版的黄兴文集还存在大量遗漏的情况。（详后）

　　二、误收。在大量遗漏的同时，由于考辨工作不严，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还存在一些误收的情况。例如，刘泱泱编《黄兴集》时，发现《黄兴集外集》所收的《七律一首 留别两湖同学》和《陈天华先生绝命书跋》分别为唐才常和宋教仁的遗作，为免讹误，将其剔除于其所编之《黄兴集》之外。除此之外，经笔者查考，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还有不少漏网之鱼。例如，《黄克强先生全集》中收有黄兴任职陆军总长期间以陆军部名义所发的文件，其中《陆军部通告更改军队名称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咨各都督应遵照购办军火章程文》、《陆军部咨各都督请核验陆军学校投闲人员履历证书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呈大总统拟将巡防官佐补官事宜赶订章程另案办理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呈大总统拟订陆军平时战时恤赏暂行简章文（民国元年）》等5篇，均系刊发于1912年9月以后的《政府公报》,而黄兴早在是年3月底就不再担任陆军总长之职了，故以上5篇实为误收。又如，《黄克强先生全集》、中华书局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黄兴集》等三部大型黄兴文集中均收有《吴淞退赴金陵口号》一件，但经笔者查考，此件以“东辟”的笔名发表于1914年12月1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国》上。再查，黄兴从未有过“东辟”的笔名，而“东辟”为居正在编辑《民国》期间常用的笔名，罗福惠所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已将该口号收入集中。由此可知，三部大型黄兴文集所收之《吴淞退赴金陵口号》均为误收，均应加以剔除，以免讹误。

　　三、重复。篇目重复是编纂历史人物文集中常见的现象，黄兴文集的编纂也不例外。例如，刘泱泱编《黄兴集》中收有《关于剿办乱兵情形的通告（1912年4月13日）》和《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4月13日）》二电，其中前者录自《黄兴集外集》，出处系1912年4月15日《时报》；后者录自1912年4月15日《民立报》。经查，两者除抬头略有不同之外，内容完全一致，是为同日重复，应删去前一篇。同日重复现象的发现和处理均比较简单，但异日重复的发现和处理就比较麻烦。例如，该集还收有《致谭延闿陆荣廷电(1912年1月10日)》《致湘桂都督电（1912年2月10日）》《致谭延闿陆荣廷电（1912年4月12日）》（最后一电系将代日韵目“蒸”误成12日）三电。经查，此三电除标题、日期、出处外，收电人、内容及代日韵目完全相同，属于异日重复，应删去其中的两篇。但在取舍问题上，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缜密分析。经笔者查考，此三电内容均系关于沈秉堃提议取消湘桂联军总司令之事，而1912年2月2日黄兴致沈秉堃电中有“艳电敬悉。谦抑之处，良用钦佩。已代达大总统，允许取消司令一职”之语，可知此沈秉堃于1月29日提出辞去湘桂联军总司令官之职，且黄兴此电又在1912年2月15日的《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发，故知黄兴此电应发自2月的“蒸”日，即1912年2月10日。再如，该集还收有《复熊希龄电（1912年5月4日～10日间）》《复熊希龄电（1912年6月5日～9日间）》两电。经查，此两电中分别来自《黄克强先生全集》和中华书局版《黄兴集》，但两者的收电人及内容完全相同，亦属于异日重复。据查考，此电系黄兴为复熊希龄支电而作，而熊希龄的“支电”系1912年5月4日，故黄兴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4日～8日间。

　　四、错漏。以前黄兴文集的编辑工作均为手抄，由于校勘不严，因而所编辑出版的黄兴文集中也存在不少错漏。而今人在搜集、整理、编辑黄兴遗著过程中对以前出版的黄兴遗著又往往是全文照抄，且疏于溯源校勘，从而导致以前版本中的错漏相沿成习，流传至今。试举数例说明之：

　　例如，《黄克强先生全集》所收《议员责任谈》，系黄兴1916年7月13日在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大会上的演讲，所注此文出处为“党史馆藏《民国日报》抄本”。经查，当时沪上主要报纸如《中华新报》（7月14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7月15日）均刊登了此文。但将该集中所收的此文与7月15日《民国日报》上刊登的原文对照，前者的错漏多达30余处。

　　又如，该集所收《教育与实业》一文，系1916年7月27日黄兴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谈话，所注其出处亦为“党史馆藏《民国日报》抄本”。经查，1916年7月28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曾以《黄克强先生之怀抱》为题刊登此谈话。两相对照后，前者的错漏较多，其中错得最离谱之处是，将黄兴“一方面自造合于经济的自动车，择繁要地点，如汉口等，逐渐推广之”之语中的“繁要地点”的“汉口”错抄成“海口”。

　　再如，中华书局版《黄兴集》所收《在驻沪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的答谢词（一九一六年七月十日）》一文所注出处为“上海《中华新报》1916年7月12日”。但据笔者查考，该集所录此文，与《中华新报》刊登的原文相差较远，错漏达17处之多，还有明显的自行删节痕迹。

　　此外，刘泱泱编《黄兴集》中《与陈炯明等反袁通电（1915年5月21日）》《在张园茶话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17日）》等篇目，经与原件对照，错漏亦较多。

　　除了因手抄和校勘不严导致的错漏外，还有因编者对黄兴的遗著搜集不全而导致的错漏。众所周知，民初新闻自由，报刊林立，一有重要新闻，各报会竞相刊发该报记者的现场采访稿，或转载他刊登载的稿件。从前人编辑的黄兴文集看，其所收黄兴遗著主要来自上海《民立报》，这样，就因缺乏与其他报刊的对照，而沿袭了《民立报》的某些错漏。

　　例如，中华书局版《黄兴集》中所收黄兴《致各报馆电（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录自1912年5月21日上海《民立报》。该报所载此电的抬头是“各报馆鉴”，且未见代日韵目，该集即以该电在《民立报》上刊发的日期为发电日期。但经查考，1912年5月24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刊登了此电，格式和内容完整，抬头却是“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各军师旅长、各团体、局所，各报馆鉴”，电末有代日韵目“巧”。“巧”代18日，故黄兴此电日期应为1912年5月18日，是发给各省都督及各军队和社会各界的通电。

　　又如，该集所收黄兴1912年6月23日在上海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系来自6月25日的上海《民立报》。经查，1912年6月23日下午，上海各界于在张园安恺第举行欢迎孙、黄大会，孙中山因事未到，请黄兴代表。大会是由自由党副主裁、《天铎报》主编兼主笔李怀霜主持，所以，次日《天铎报》上刊登的黄兴演说词，应是原件。而6月25日《民立报》刊登的黄兴演说词是从《天铎报》上节录而来，删节了150多字，故不如《天铎报》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