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5)

　　11月15日，《申报》评论称“近日光复省分渐多，各处纷纷宣告独立，若不组织统一机关，不独对内易冲突，亦恐对外无主归，黎都督议设政府通电原文已载昨报”。后来探得江西民军方面情形称：“现因大局已定，适接武昌黎都督来电，有组织政府之议，当即公同会议，拟以武汉为华盛顿，即于其地先行组织临时政府，推黎元洪为临时总统，已经决议，电覆鄂军政府核议矣。”这似是首次公开拟议黎元洪为总统之说。

　　在总统人选的讨论期间，孙中山从海外致电上海《民立报》馆，表达对民国总统人选的态度。他称：“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电文内容无疑摆出“天下为公”的政治姿态，也表现出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

　　11月16日，《申报》评论指出，“组织临时政府之事，凡与以前革命之经营无关，与此次未出大力于革命者，均不当预闻此事。若使预闻之，则于共和之前途，非徒无益。而又加之害也。”舆论矛头显然有所指，也可以解读为有所期。

　　经过综合权衡，一些军政府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人选更倾向孙中山，同时又注重平衡湖北方面的权重。11月1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商讨组织政府事宜，这个会议组织渐获得民军各方面的认可，实质上成为组织临时政府的立法机构。同日，程德全再次通电各处称：“敝处前日通电请中山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计邀明察。惟事机急迫，未能久待。中山未回以前，拟认武昌黎都督为临时政府”，同时主张由黎元洪领衔主稿致电清朝内阁一事。程德全此举为统一和平衡民军各方提供了一个权宜方案，引起各省的积极响应。

　　很快，各省军政府陆续通电表达政见。江北都督覆电称“沁电敬悉，电请逸仙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未回以前，拟认黎都督代理临时政府，敝处甚表同情。惟电商清廷派袁赴鄂，时机急迫，万不能待，莫如各省急请代表赴沪会议，公举大统领，速维大局。”安徽都督李烈钧的意见相近，覆电称：“电请孙中山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未回以前，拟认鄂都督代理临时政府。此论为现时第一要着，敝处极表同情。现宁省指日可克，宜联邦以促进行，务达共和目的，大局幸甚。”安徽方面还立即派代表赴会，参与讨论。

　　有的军政府不仅通电赞成组织临时政府，而且在通电中直接推选孙中山出任总统。沪军都督陈其美在通电中引述“江北都督来电”时，特地强调应举孙中山为总统，称“各省独立强半告成，若无统一机关，恐起外人干涉，亟宜各派代表赴沪，组织临时政府，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贵州军政府枢密院认为“组织临时政府，自不可无代表之人。推孙逸仙总统，敝处赞成。但中央政府所在地亦须虑及，就目前形势而论，总以广东为宜，立不拔之基于南海，北向以定中原”。至于广东方面，通电意见仅持“大总统一职，拟举孙中山先生”之说。

　　综合民军内部意见而言，关于总统的人选，“各省代表多数拟举孙文为大总统，次即黎元洪”。孙中山获誉之高，固然与其革命领袖的地位有关，也有伴随着革命声势发展而不断提升的新声望。后来《申报》刊发舆论，评议上海在当时的重要地位，除南北议和外，“一二日后，革命家首领孙文，亦将到上海。凡钦心革命党以及与革命党有关系之人，无不来此上海，以瞻仰革命名人之仪表，及领其言论”。这也反映出孙中山在当时南方政界的威望。

　　面对上海等地舆论越来越倾向民军方面，袁世凯一方的政治动向也逐渐明确。11月19日，朱尔典称，唐绍仪告诉他，袁世凯内阁的政策在目前舆论中被视为毫无希望，故已婉拒与袁内阁合作。唐期望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成立民国，由袁世凯担任总统，目前正致力于此，而资政院议员与归国留学生多数赞成建立民国，与唐的目标一致，“可能亦为袁氏本人所默许”。显然，此时袁世凯一方已经较为公开地为大总统之位进行谋划了。

　　有一种说法称民军方面亦对袁世凯进行合法的争取。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武汉召开会议，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群推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不过，刘星楠的记载，却没有关于联合会讨论推举袁世凯为总统事项的内容。此事之有无，尚待进一步求证。

　　由此可见，孙中山、黎元洪和袁世凯三人，是辛亥革命时期各方讨论未来中国总统的候选人。只是各方推举的总统人选，固然可以反映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趋势和舆论倾向，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符合法理的选举总统法案。

　　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12月3日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纲》，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这也是孙中山回国后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的法理依据。

　　12月29日，就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投票选举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当日，张祝南在《中华民国公报》上发表论说，认为革命形势自湖北首倡，全国响应，破坏旧制度之速亘古未有，“必速谋建设，建设之始，吾人所当研究者，非大总统之职任乎！大总统得人，庶政就理，自有条而不紊，居今日之中国，其能负此重大之责任而具有此完全之资格者”，舍孙中山之外，“匪异人任也”。综合而言，孙中山出任临时总统，于中国有利：其一，政治上之解决；其二，声望上之解决；其三，权利上之解决；其四，报酬上之解决。最后称，以孙中山任大总统，“虽为理想上之解决，抑亦事实上有不得不然者”，“吾故不能不崇拜孙逸仙，吾不能不以新立民国之第一次大总统企望之”。而最终的选举结果，亦为推举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从萌发革命之志，历十余年的奋斗，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后来亦称“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威望，至此达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多年来奔走倡导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至此成为中国政治前途的首要选项，推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正如学者评价称：这不仅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

　　四、结语

　　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影响本是历史的常态，但历史研究往往囿于人物的具体活动轨迹。这无疑如同管中窥豹，固然可见一斑，至于能否见其全貌，则只能视此一斑与其他部分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然而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影响常常是一种异化的过程，尤其是政治人物由于不同政治需求更会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不能简单地由一斑推论全貌。

　　本文以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为例，揭示了孙中山的制度设计和政治主张在革命形势高涨的过程中逐渐获得认可的一面（尽管仍有异调），意在展现一位不在革命现场的领袖如何影响国内革命运动的事实。这种政治影响及呈现的形态，无疑是辛亥革命的大势使然。如果将研究视野拉回到武昌起义之前，那么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必然更具多样性，这便有待另文详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