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3)

George Ernest Morrison

　　综合而言，蔡廷干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记述，直接反映出革命的对手方最期待的答案。其实，同样的表述早在四年之前就曾出于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Edmond Bapst）之口。1907年，因革命党在国内的活动影响，清政府以孙中山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时，巴思德就称孙中山按照欧洲方式生活在国外，“太注意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其他人却在冒着风险”。

　　问题在于，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仅以本尊的活动轨迹来衡量。特别是他们的言论和思想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实现跨越时空的渗透与传习，深刻地制约不同时空接受者的思维与行为。从各方意见来看，孙中山多年的革命思想与宣传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革命的吹鼓手”固有贬低孙中山的意味，但也有难以否认的思想鼓动作用。

　　况且政治尚有名与实的分别及联系，借虚名影响实事，也是政治常情。10月30日，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就由查光佛假借孙中山的名义，以总统孙文之名刊发两份革命布告，既可巩固湖北革命和军政府的革命合法性，又宣扬“各省同胞竟同声响附，殆无不认革命为现今必要之举”的影响力。这些布告还获得各类报刊及文献汇编的转载。

　　以孙中山之名颁发革命布告，对于湖北革命政权争取列强的中立产生了重要作用。据田桐称，武昌起义后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对革命政权颇为敌视，以“义和团”视之，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砲，此事为法国领事罗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议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国驻汉口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

　　由于各地信息传递不畅，各方所掌握的孙中山、各省军政府、革命内情自然有许多不尽不实之处，而且在政权形式选择与权力角逐之中也着重偏向己方的政治利益。

　　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论》第11号上发表西本愿寺中国布教僧水野梅晓的《孙逸仙在长江一带的声望》一文，称在过去三年间，游历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时，有一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新军军官称：“长江一带，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他们都崇仰孙逸仙，并愿在他手下为达成汉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湖北政界中热衷于地方自治的少壮派政治家认为“真正能够救清国，为汉人谋幸福的，说实在话只有孙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孙逸仙几乎当作神来尊敬”。最后总结称：“我旅行长江一带，发现学界、军界、政界，而至于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孙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实。由于我不认识孙逸仙，所以就不敢论其人物，但我相信，孙逸仙这种声望、受尊敬，绝非来自策略，而当是孙逸仙的天爵和天位。”这类言论显然是以革命同道中人宣扬孙中山在长江一带的政治影响。

　　11月17日，即蔡廷干向莫理循透露革命情形的次日，湖北《中西日报》居然刊出一份湖北共进会鄂部总会志愿书，称：“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刘公承认，本部特派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有学者指出，这应是当时湖北人杜撰此前共进会的志愿书。此说应无误，但应注意的是刊发这个志愿书的湖北革命界人士，认可孙中山为“军政府大总统”。因此，“革命的吹鼓手”之称难以呈现孙中山在湖北革命运动中的实际政治形态。

　　同日，有人在《申报》上发表评论，品评与革命有关的人物，其中称黎元洪为“一介武夫，素不口谈革命”，但于此次起义能够“措置裕如，孤守武汉半月有余，以为革命军之基础”，对于革命的“建树之功，实非鲜尠”。至于孙中山，则称：

　　孙文，数十年来专心一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无此观念，而于彼独先其继之也。屡仆屡起，人人无此坚忍，而于彼独不屈。其现在也，人人不料有此伟大之结果，而彼尚奔走于海外，以为国是之前途计。不急急于归国，以就浅近之荣誉。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创之大功也。

　　首创革命之大功，延续了此前章士钊编译《孙逸仙》一书时称誉孙中山为“革命初祖”的思路。《申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较早转向革命方的报纸，早在10月23日便以《孙逸仙之言》为题，刊出其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关于“民族主义”及“共和”的演说辞，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除了假借其名义、旧文新刊等形式外，孙中山在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也积极向外国争取支持，宣传中国革命的原则和未来执政计划。他在离美赴欧之前，曾发表一通“对外宣言”，后经由旧金山的革命党人邮寄给列强驻华代表。孙中山以其名义向他们保证革命政府将承认此前条约中确定的外债，希望他们晓谕在华的国民，“革命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违令者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还呼吁各国支持中国革命，“对真正扶助民国的国家，将给予种种优惠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