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4)

　　吴佩孚是康有为“除孙定粤”中寄以厚望之人，但吴佩孚虽然赞成康有为的武力统一及消灭“赤化”的主张，行动却受其他军阀的制约。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不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的威望及权势达到顶峰，遭致津保派的嫉恨。吴佩孚又力主“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职，这让迫切想当总统的曹锟嫉恨不已。随后二人又在“先制宪”还是“先选举”问题上产生分歧，吴佩孚与黎元洪主张先由国会制定宪法，再进行总统选举；而曹锟当总统心切，与津保派力主先选举总统，再由国会制定宪法。二人矛盾激化。为反对吴佩孚，津保派以索饷为手段，发动倒王宠惠内阁的行动，导致“罗文干案”的发生。11月20日，吴佩孚电曹锟，指责其逮捕罗文干为违法。曹锟乃借交通总长高恩洪违规多拨经费给吴佩孚，指使津保派通电痛击罗文干内阁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借以打击吴佩孚。吴佩孚四面楚歌，不得不回到洛阳。

　　另一方面，此一时期，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关系颇为微妙。由于李大钊的提议，苏俄试图促成孙、吴合作，实现中国统一。为此，越飞在两方之间居间调停，孙、吴双方也各派代表相互接触。在双方协商下，8月，吴佩孚发表通电，请王宠惠组阁。但由于孙中山坚持不放弃与奉张联合的政策，而吴佩孚坚持倒奉，双方分歧严重，更为根本的是，二人之间缺乏合作的诚意，最终，“孙吴联合”不过是当时的一种虚声。[40]

　　基于上述原因，虽然从1921年冬，康有为就提出“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康有为又频频催促吴佩孚乘胜“定粤”，但都未被采纳。但从1922年底，形势发生逆转。10月，闽变的发生，严重危及直系的利益，吴佩孚紧急派陆海军援闽。1923年初，滇桂联军驱除陈炯明。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并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开始北伐，从而形成奉、皖、粤共同夹击直系的局面。“以兵定粤除孙”成为当务之急。大敌当前，曹、吴放弃纷争，再次联手，派孙传芳援闽，沈鸿英定粤。2月18日，吴佩孚致电张绍曾，强硬要求内阁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命令。[41]3月，曹、吴又要求内阁下达“讨伐令”，讨伐孙中山。

　　应该说，从1922年底，康、吴之间在“以兵定粤除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康、吴二人意见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先定粤还是先定闽，以及派谁南下定粤等具体策略上。康有为始终认为，福建一地并不重要，其理由是，孙中山为广东人，“只能用粤人，故粤为孙之巢穴。若闽，则地非重要，人异语言，孙文不能用之”；如果派孙传芳入闽是为对付许崇智，则孙文已经“连电催许还粤”，无劳孙传芳入闽。并认为 “争不必争之闽，而弃必当争之粤，甚非策也”，力主弃闽，径派孙传芳南下定粤。[42]

　　康有为坚决反对派沈鸿英定粤的理由，一是沈鸿英力量弱小，二是沈鸿英非粤人，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定粤”必然威胁滇、桂军阀的势力范围，遭致各派的反击，沈鸿英非其对手。为此康有为致电吴佩孚，对于派沈鸿英定粤后的“乱情”详分缕析，试图说服吴佩孚改弦更张：“陈炯明令洪兆麟以兵械二万降孙，而与许崇智合攻沈鸿英。沈虽才，而部众只八千，非沈[许]、洪敌也。加与滇争，滇诸将妒撼，而皆附孙谋攻之。粤人既积怒桂军，沈又掳魏邦平以怒粤人，致皆不附而归心滇。滇、粤合谋沈，沈为智伯矣。且沈部下滇军杨希闵已暗隶于孙，若李易标，亦钦廉人，实林莆田（林俊廷字——引者）同乡之心腹。则沈名为拥兵，实为无兵，且又为客之桂军也。以许、洪之勇悍，因粤、滇人之积怒桂军也。但以粤人治粤相号召，而沈已不敌矣。况枪械兵众之多寡悬殊。而孙、许为粤人，党徒遍地，地理熟识。而沈人心皆失，党徒寡少，地理不熟，则沈之必败无疑。然则政府欲藉沈以定粤，必不能也。”[43]

　　但吴佩孚认为定粤、定闽并重，并坚持派孙传芳援闽，派沈鸿英定粤。为此二人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康有为虽曾派伍庄去洛阳，试图当面说服吴佩孚，但吴佩孚态度坚决，断然“令宪子不必辩论此事”。[44] 1923年3月，北京政府发布由孙传芳援闽，沈鸿英督粤令，康有为连发三电加以阻止，并于6月亲赴洛阳 “面争”，但最终并未能说服吴佩孚。[45] 战局不幸被康有为言中，吴佩孚虽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豫军樊钟秀等部援沈，但沈鸿英仍被滇、桂联军击败。以至于后来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吴佩孚败走，康有为仍归咎其是不用孙传芳定粤的结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倾全力对奉，康有为仍然坚持要吴佩孚南下定粤，二人在“定粤除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康有为赴洛阳再次“面争”，引得吴佩孚颇为不快，毫不客气地驳斥道：“康先生之要求，不合理处颇多。予在夙时，避免与康先生谈论有关时局问题，其原因正在于此。先生今天果然在此提出意外的要求，恕我不愿领教。老先生妄自焦躁于自我本位，暗中觊觎大局。君不见，古来统一中原之大计，均无一开始便向边境用兵之例。中国人向来具有顺应大势的自然心理，故要想统一中国，通常皆着手掌握黄河一带，从北渐南。此已为古代历史所证明，想必精通经书史籍的康先生不会不知。今纵性怂恿我炫示武力讨伐两广，这只是纸上谈兵，空言胜败而已。恕我不能用老先生之言。”[46]

　　实质上，对于吴佩孚来说，“定粤除孙”只是形势所然，即使没有康有为的主张，吴也一定会实施这一行动。而何时除孙，以及用何方略除孙，仅是一个军事指挥者的谋略罢了。

　　康有为看重的第二号人物张绍曾，虽力持统一，但其方略却与康、吴不同。作为老同盟会会员[47]，张绍曾与孙中山颇为惺惺相惜。1923年1月9日，张组阁伊始，即公布《和平统一意见书》，提倡和平运动。2月4日，张又函邀孙中山，请孙中山及海外有力诸公派代表来京，商议设置国事协商会，共制大政方案，随即并派蔡达生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张氏“和平统一”的方针，立即得到孙中山的响应。1月16日，孙中山公开表示：“余对于时局，主张和平统一，希望北方军阀彻底觉悟。”但又强调，对于是否设立南方政府问题，“当以北方有无真正觉悟与办法为断，其责任并不在余。”[48]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无疑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及曹锟急于当总统的心思公然相违。2月7日，张绍曾致电吴佩孚：“为今日计，唯有开诚布公，谋各方谅解，庶可昭信天下，促和平统一之实现……，若操之益切，则国事前途更不可闻问。”[49]试图劝说吴佩孚改弦更张。不仅如此，对于曹、吴与直系鲁、豫、苏、皖、赣、鄂六省督军联名要求政府下达“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张绍曾先是以“打太极”的方式推三阻四，继则公然拒绝发表。及至曹、吴派代表进京加以胁迫，张竟以内阁集体辞职相威胁。虽然张绍曾最终迫于曹、吴压力，发表了任命令，但与曹、吴的矛盾也公开激化。随后，直系各派以索饷为名，发起民国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倒阁行动。名为索饷，矛头却直指张的“和平统一”运动。6月6日，张内阁在四面楚歌中被迫辞职。

　　张内阁的倒台，实质上也证明康有为预想的吴、张联手“以兵定粤除孙”方案的失败。但康有为并不承认是自己“看错”了人，却认为是孙中山欺骗了张绍曾，误导张氏推动“和平运动”，从而给了孙中山再起的机会。他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孙文欺绐敬舆，谓不回粤立国，愿助和平统一，敬舆竟误信之，派蔡达生来与订和平统一之约，真受欺也。孙文受唐绍仪之厚恩，壬子得为总统，生平至交，去年尚监禁之于香山。以唐绍仪之才，俯首受禁，无如之何，何有于敬舆乎。彼欺敬舆，玩视之如小儿耳。”[50]“夫孙开大元帅府，发命令，既另立国，而中央政府尚以和平自欺，频使媚之，徒张其势。”[51]这不过是为自己辩解罢了。

　　至于被康有为极力拉拢的林俊廷，不过是唯利是图，见风使舵者。在康有为的说合下，林俊廷先是投靠吴佩孚，并于1923年3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西省长。但林俊廷并不满足，一心想得广东，1923年底，又投靠孙中山，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林俊廷的背叛让康有为大惊失色，紧急致书劝阻，不仅在信中大肆诋毁孙中山，怒骂“孙文涂毒吾粤，天怒人怨。近更力言共产，致同党内裂。将才则腹心之许崇智叛之，文吏则心腹之胡汉民等去之。滇军外似服从，而内实贰心。浙军败后来投，实思自立，出不得已，非有诚心”，并痛斥林俊廷的背叛行为：“执事与洛阳相交至亲，岂可于洛阳将定粤之时而忽投孙，为此至愚之计。对于审势则不智，对于交义则不忠。不智则胡行妄走，以至败灭；不义则反复颠倒，以致贻讥。”[52]其言语近乎于歇斯底里。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直系军阀的失败，康有为见吴佩孚不可恃，以前被其视为政敌的皖系、奉系等军阀，又成为他乞援的对象。他曾先后致电张宗昌、阎锡山等人，呼吁出兵讨伐冯玉祥、蒋介石，并援助吴佩孚“定粤”。1926年5月，康有为致电张宗昌，请其转张作霖等人，“望诸帅急夹攻冯军，玉帅专讨粤”。[53]甚至于以前被其骂为有“洪水滔天之恶，擢发难数之罪”的段祺瑞[54]，康有为也放下颜面，致书和解，向段祺瑞表示：“昔吾与公虽有意见，今为中国，舍公莫济”，恳求段祺瑞联合张作霖讨伐孙、冯，并希望能够调和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同心讨贼，以旧中国”。[55]

　　综观康有为的“以兵定粤除孙”方略，不仅不切实际，也毫无章法，纯属文人呓语。用吴佩孚的“纸上谈兵，空言胜败” 八个字评价，极为准确。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次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康有为心向往之的全国统一终于在形式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