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

辛亥革命网 2019-02-19 09:11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作者:刘萍 查看:

1921年,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康有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拟借助军阀之力,除掉与苏俄联合的孙中山。

  1917年,在辅佐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虽未放弃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奔走呼号,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呼吁各方息兵停战,主张统一,消灭军阀割据中。由于对苏俄革命的极度恐惧,他将目标指向了与苏俄合作的孙中山——力主“以兵定粤除孙”,继1905年后,第二次明确提出了“除孙”的主张,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有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奔走游说于军阀、政客之间,尤对吴佩孚寄以厚望,并指使门生徐勤运动温树德叛孙投吴。但康有为所谓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关于康有为晚年拟借吴佩孚之力消灭孙中山的主张,学界虽有论及,但或囿于资料缺乏之故,对其思想基础及政治权谋较少涉及,而对于康、吴在“定粤除孙”上的矛盾纠葛也语焉不详,并多有误解。[1]近年来,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发现,为了解和研究康有为晚年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可能。兹结合相关资料,对康有为 “以兵定粤除孙”的政治主张试作探讨,并就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一些史实错误略作辨析,以期对康有为研究有所补益。

  一

  中外历史上,因政治主张不同而滋怨生恨,进而采取非常手段消灭对手之事屡见不鲜。康、孙之间仅是其中之例。

  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孙中山虽然均以救国为职志,但因政治主张不同,二人之间并无多少交集。1899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其主张遭到孙中山的强烈抨击,革命派与保皇派并就“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论战,孙、康二人由此成为政敌。随着对海外华侨的争夺,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孙中山提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呼吁革命派“当竭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2]

  同盟会势力的发展,不仅让康有为等人感到害怕,也对孙中山产生了怨恨。特别是孙中山加入致公党后,康有为时时担心并防范来自孙党的暗杀。1904年底,康有为在入美国前,即指示弟子谭张孝为其购买护甲。[3]康党也萌发了暗杀孙中山的企图。1904年7月,康有为弟子欧云樵、陈岳崧曾计划前往芝加哥、纽约谋杀孙中山。1905年1月,陈岳崧又拟在芝加哥暗杀孙中山,“盖此贼不除,终为我敌,吾决志除贼”。[4]

  1905 年10 月中旬,时在美国的康有为决定趁孙中山到达纽约之时将之除掉。10 月20 日,康有为致信康同璧,对暗杀计划做了具体安排,信曰:

  顷得铭三电,云孙文复到纽约。前得卓如书,言孙文因吾会难,势运东学生(入京)谋害皇上,我已电北京泄之。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必专为谋我。我还纽本无事,不过为开银行耳,然立于险地,实非宜(且拒约事泄),故决不东还,即入墨矣。今拟到新藟约铭三或季雨来一见,授以事乃行,到时或电汝来一见,亦未定。此人不除之,与我必为大害。已授意铭、雨,并复呼岳崧出也。惟铭、雨二人皆胆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败事。趁其来美(美律甚宽),最好除之。幸文愓有财权,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与汝甚好(或汝令纯甫密约此贼,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与岳、文密谋勉厉之,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铭、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5]

  简言之,即计划由康同璧通过容闳约请孙中山见面,并预先在见面地点安排保皇会敢死队设伏,实施暗杀。如纽约行动不顺利,即派人跟踪孙中山,伺机下手。

  这次暗杀行动尚未知因何未果,若暗杀成功,历史是否会因而改写不得而知。

  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给力保大清的康有为以沉重打击,也使其更加仇恨孙中山,故“除孙”是其夙愿。只因革命党人力量的壮大,孙中山威望的上升,康有为尚不敢妄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袁世凯的篡权,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初生的民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康有为晚年虽仍然顽固地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但又力持国家统一,与各派之间函电往返,呼吁各方罢兵停战,和平统一。1920年,在和平统一无望之后,他又力主武力统一,剪除军阀割据势力。

  康有为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的局面深恶痛绝。 1922年,他在《复北京裁兵大会书》中,对民元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进行了严厉抨击:“夫中国之苦兵,未有甚于此时者。自民国以来,日寻干戈,民生涂炭。近则南北分裂,省郡互争,始则南与南战,北与北争,中外省与省争,郡与郡争,各拥强兵,自相屠戮,豆剖瓜分,真成印度矣。虽为民国,实为兵国。号称共和,实则共争、共战、共分、共裂、共屠、共杀。养兵将二百万,借债近二十万万,赋税多预收累年,其他苛政暴敛,皆为养兵计。……凡我国民,只供其荼毒宰割而已。”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实因“去一共主之专制,而养成无数拥兵分主之专制而已。”[6]

  康有为认为,军阀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损害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从而授以列强 “共管”中国的借口。“今九江之兵变,外团已怒而质问。若渐乱渐多,彼商务大损,则彼谓中国已失自治能力,虽力助之而无济,则共管之计实施矣。”[7]

  从以上观点出发,康有为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主张,认为“联省自治”不仅容易造成各派之间争权夺利,也削弱了国力,国力小,势必招致列强侵略。康有为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数千年来皆以“统一立国”,从而使 “生民赖以安,文明赖以起,土地赖以廓,种族赖以繁,”故统一“实为长治久安之至理,无能易之。” [8]总之,康有为将“统一”提升到关系国家危亡的高度,“中国非统一则亡,统一非和平可致。”[9]

  由于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即辞去大总统职务,康有为虽然呼吁统一,但尚未将矛头指向孙中山。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联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出师广西,消灭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并计划以两广为根据地准备北伐。同时,孙中山开始尝试与苏俄接触,探讨与苏俄联合问题。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并就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进行了磋商。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联俄的基本方针政策。

  孙中山的重新复出,以及南方军政府的建立,使康有为十分嫉恨;而孙中山确立的联俄政策,更让康有为感到极度恐惧。康有为之前一直呼吁各方息兵罢战,和平统一,但从1921年冬起,就放弃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公开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10],主张武力统一,将矛头指向了孙中山及其南方军政府。为此他致书、致电各方,不厌其烦,反复陈述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危害,游说并联络旧军阀、旧政客,力图除掉孙中山,这成为康有为晚年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康有为认为,“赤化”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为洪水猛兽,是“中国数千年非常之大患”。[11]1923年初,康有为接连致电吴佩孚,痛陈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危害:“孙文得粤立国,外联新俄,内联奉、浙、川、湘,以专攻公(指吴佩孚——引者)。公虽才武绝伦,然内嫌于京保,四面楚歌,势亦危矣。公万一危,则余人非孙敌也,中国将为效俄,生命垂尽,岂不可惊可痛哉。…以粤为孙得,则小之南北再争,而生民涂炭;大之中国化俄,而洪水滔天。” [12]康有为甚至认为,“赤化”是比分裂更大的危害,“今中国分裂之患,南北之争,可忧已甚。然尤可惊者,莫如新俄之红军,真可使神州变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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