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

　　1917年，在辅佐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虽未放弃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奔走呼号，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呼吁各方息兵停战，主张统一，消灭军阀割据中。由于对苏俄革命的极度恐惧，他将目标指向了与苏俄合作的孙中山——力主“以兵定粤除孙”，继1905年后，第二次明确提出了“除孙”的主张，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有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奔走游说于军阀、政客之间，尤对吴佩孚寄以厚望，并指使门生徐勤运动温树德叛孙投吴。但康有为所谓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关于康有为晚年拟借吴佩孚之力消灭孙中山的主张，学界虽有论及，但或囿于资料缺乏之故，对其思想基础及政治权谋较少涉及，而对于康、吴在“定粤除孙”上的矛盾纠葛也语焉不详，并多有误解。[1]近年来，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发现，为了解和研究康有为晚年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可能。兹结合相关资料，对康有为 “以兵定粤除孙”的政治主张试作探讨，并就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一些史实错误略作辨析，以期对康有为研究有所补益。

　　一

　　中外历史上，因政治主张不同而滋怨生恨，进而采取非常手段消灭对手之事屡见不鲜。康、孙之间仅是其中之例。

　　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孙中山虽然均以救国为职志，但因政治主张不同，二人之间并无多少交集。1899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其主张遭到孙中山的强烈抨击，革命派与保皇派并就“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论战，孙、康二人由此成为政敌。随着对海外华侨的争夺，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孙中山提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呼吁革命派“当竭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2]

　　同盟会势力的发展，不仅让康有为等人感到害怕，也对孙中山产生了怨恨。特别是孙中山加入致公党后，康有为时时担心并防范来自孙党的暗杀。1904年底，康有为在入美国前，即指示弟子谭张孝为其购买护甲。[3]康党也萌发了暗杀孙中山的企图。1904年7月，康有为弟子欧云樵、陈岳崧曾计划前往芝加哥、纽约谋杀孙中山。1905年1月，陈岳崧又拟在芝加哥暗杀孙中山，“盖此贼不除，终为我敌，吾决志除贼”。[4]

　　1905 年10 月中旬，时在美国的康有为决定趁孙中山到达纽约之时将之除掉。10 月20 日，康有为致信康同璧，对暗杀计划做了具体安排，信曰：

　　顷得铭三电，云孙文复到纽约。前得卓如书，言孙文因吾会难，势运东学生(入京)谋害皇上，我已电北京泄之。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必专为谋我。我还纽本无事，不过为开银行耳，然立于险地，实非宜(且拒约事泄)，故决不东还，即入墨矣。今拟到新藟约铭三或季雨来一见，授以事乃行，到时或电汝来一见，亦未定。此人不除之，与我必为大害。已授意铭、雨，并复呼岳崧出也。惟铭、雨二人皆胆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败事。趁其来美(美律甚宽)，最好除之。幸文愓有财权，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与汝甚好(或汝令纯甫密约此贼，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与岳、文密谋勉厉之，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铭、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5]

　　简言之，即计划由康同璧通过容闳约请孙中山见面，并预先在见面地点安排保皇会敢死队设伏，实施暗杀。如纽约行动不顺利，即派人跟踪孙中山，伺机下手。

　　这次暗杀行动尚未知因何未果，若暗杀成功，历史是否会因而改写不得而知。

　　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给力保大清的康有为以沉重打击，也使其更加仇恨孙中山，故“除孙”是其夙愿。只因革命党人力量的壮大，孙中山威望的上升，康有为尚不敢妄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袁世凯的篡权，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初生的民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康有为晚年虽仍然顽固地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但又力持国家统一，与各派之间函电往返，呼吁各方罢兵停战，和平统一。1920年，在和平统一无望之后，他又力主武力统一，剪除军阀割据势力。

　　康有为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的局面深恶痛绝。 1922年，他在《复北京裁兵大会书》中，对民元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进行了严厉抨击：“夫中国之苦兵，未有甚于此时者。自民国以来，日寻干戈，民生涂炭。近则南北分裂，省郡互争，始则南与南战，北与北争，中外省与省争，郡与郡争，各拥强兵，自相屠戮，豆剖瓜分，真成印度矣。虽为民国，实为兵国。号称共和，实则共争、共战、共分、共裂、共屠、共杀。养兵将二百万，借债近二十万万，赋税多预收累年，其他苛政暴敛，皆为养兵计。……凡我国民，只供其荼毒宰割而已。”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实因“去一共主之专制，而养成无数拥兵分主之专制而已。”[6]

　　康有为认为，军阀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损害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从而授以列强 “共管”中国的借口。“今九江之兵变，外团已怒而质问。若渐乱渐多，彼商务大损，则彼谓中国已失自治能力，虽力助之而无济，则共管之计实施矣。”[7]

　　从以上观点出发，康有为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主张，认为“联省自治”不仅容易造成各派之间争权夺利，也削弱了国力，国力小，势必招致列强侵略。康有为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数千年来皆以“统一立国”，从而使 “生民赖以安，文明赖以起，土地赖以廓，种族赖以繁，”故统一“实为长治久安之至理，无能易之。” [8]总之，康有为将“统一”提升到关系国家危亡的高度，“中国非统一则亡，统一非和平可致。”[9]

　　由于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即辞去大总统职务，康有为虽然呼吁统一，但尚未将矛头指向孙中山。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联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出师广西，消灭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并计划以两广为根据地准备北伐。同时，孙中山开始尝试与苏俄接触，探讨与苏俄联合问题。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并就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进行了磋商。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联俄的基本方针政策。

　　孙中山的重新复出，以及南方军政府的建立，使康有为十分嫉恨；而孙中山确立的联俄政策，更让康有为感到极度恐惧。康有为之前一直呼吁各方息兵罢战，和平统一，但从1921年冬起，就放弃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公开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10]，主张武力统一，将矛头指向了孙中山及其南方军政府。为此他致书、致电各方，不厌其烦，反复陈述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危害，游说并联络旧军阀、旧政客，力图除掉孙中山，这成为康有为晚年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康有为认为，“赤化”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为洪水猛兽，是“中国数千年非常之大患”。[11]1923年初，康有为接连致电吴佩孚，痛陈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危害：“孙文得粤立国，外联新俄，内联奉、浙、川、湘，以专攻公（指吴佩孚——引者）。公虽才武绝伦，然内嫌于京保，四面楚歌，势亦危矣。公万一危，则余人非孙敌也，中国将为效俄，生命垂尽，岂不可惊可痛哉。…以粤为孙得，则小之南北再争，而生民涂炭；大之中国化俄，而洪水滔天。” [12]康有为甚至认为，“赤化”是比分裂更大的危害，“今中国分裂之患，南北之争，可忧已甚。然尤可惊者，莫如新俄之红军，真可使神州变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