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2)

　　康有为进一步认为，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将使其力量大增，成为统一的最大障碍；如果北伐成功，南北统一势必由孙中山完成。“孙既与越飞密约，于是北联新俄，南联西南，北[东]联奉浙，西联川湘。不独在日月间统一无望，而中国不可言矣”。而广东为孙中山的根据地，“夫十年来，粤为南都，孙文挟之以抗北方而裂统一者也。”[14]故“欲永除孙，非绝其根据不可”[15]。即“除孙”、“定粤”并举，乃能统一。

　　康有为的“定粤除孙”，不过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1924年10月，张作霖、冯玉祥联合推翻直系军阀政权，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康有为对冯玉祥驱除溥仪一事痛恨已极，对冯、孙联合恐惧万分，惊呼：“今新俄真至吾中国矣。……顷加拉罕挟冯用孙以行赤化，……以祸四万万民耶! ”号召“讨冯、孙，否则国亡身随”。[16] 不仅把矛头指向孙中山，也把矛头指向了冯玉祥。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定粤主张。1925年，国共合作组成国民革命军开始东征。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康有为认为广东已完全“赤化”，接连致电吴佩孚，让其紧急南下定粤，并指出， “今之国敌在俄化，国贼在冯而不在奉”，并指责吴佩孚在定粤上的游弋态度：“连年请公定粤，公置不顾，今乃内哄，致令蒋介石东征西定，不日不月即统一全粤，将北出江西以图南京，西出福建以图浙江，公等鹬蚌相持，正令俄人收渔人之利。至是冯俄南下，蒋俄北征，则中国亡矣。”[17]并促吴佩孚与张作霖和解，集中兵力讨伐冯玉祥。

　　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后，1926年2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康有为致书孙传芳，不仅视蒋为“俄鹰犬”，并且视俄为“国仇”，北冯、南粤为“国贼”，势必除之。“若俄粤北伐，冯俄南侵，则中国立亡于俄化矣。全中国皆为大恐怖时矣”，提出“讨北冯、南粤”的口号。[18]直至1926年，吴佩孚大势已去，康有为仍坚持要吴佩孚“权轻重，舍北而南”，南下定粤。[19]

　　康有为对于苏俄革命的极端仇视，源于其一生中对“革命”一词的恐惧。康有为认为，革命极端暴力，极端残酷。1902年，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认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杀，血流成河，死人如麻”，“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者数万万”，主张中国只能采用变法，实行立宪，不能行革命。[20] 1926年1月，康有为通电全国，号召组织“保华拒赤会”，“公拒赤化”：“俄人以赤化戕民数千万，夺民之产为赤军所有，饰曰共产。推行于全球，既为欧美国际所阻，利吾中国内乱，乃专以金钱、学说、武力收吾国人。今外蒙库伦、唐努山、乌梁海与吾粤已归俄联属矣”，中国已被“俄化”，惊呼“将入大恐怖”，“可惊可惧莫甚焉”。[21]二十余年后，康有为对于革命的理解，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和进步，其思想和言语，如出一辙。

　　二

　　康有为虽力主“以兵定粤除孙”，但因手中无兵无权，只能利用旧军阀、旧政客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借助他们的力量，以达到“除孙”的目的。他设想的具体方略是：在军事上，以吴佩孚力量为主，借助其他军阀势力，征伐广东，同时派弟子徐勤收抚海军，铲除孙文势力。在政治上，主张张绍曾与吴佩孚联合，并利用自己的门生旧吏执掌政权，尤对徐勤推崇备至。

　　康有为与吴佩孚政治主张原本并不相同，1917年，康有为辅助张勋复辟帝制时，吴佩孚曾通电表示反对，并率兵攻打张勋的辫子军。二人具体何时、因何结缘目前尚未得知。1918年8月14日，康有为曾积极呼吁各方响应吴佩孚的停战通电，这也许让二人略释前嫌。之后，二人应很快建立了联系。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北洋军阀内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激化。7月8日，段祺瑞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决定举兵讨伐曹、吴，并迫使徐世昌下令免去二人的官职。困境中的吴佩孚向康有为寻求帮助。为此，康有为复函一封。这是目前见到的康、吴之间最早的一封通信。函中“顷承惠书，再辱嘉招”句，表明这也不是二人之间的首次通信。而在函中，康有为不仅语气颇不客气，且言及之事也表明二人应早有交往：“闻国会与当道有多人日夕谋画，专以反对执事为大事。四面楚歌集于足下，闻之伤心。……故先令门人告执事：交疏而言亲。自知其愚谬也，诚以敬爱足下可救中国，故不避疏远而妄言之，又详书痛切言之。惜足下事太冗多，不及垂听，而今至于斯极也。若足下当时听受吾言，今何至此？”“赠诗犹在，今已成过去也。” 康有为时因 “经营先坟，远在茅山”，遗憾表示“未能速诣”，但又承诺 “俟先坟毕事，或能来游”，并将其“拙著”《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送给吴佩孚“垂察”。[22]

　　函中，“诚以敬爱足下可救中国”句颇有深意。函中并有“十一年来之将略公心，仅见足下，故竭尽区区”。“十一年来”应指自1909年,吴佩孚得曹锟赏识,被提拔为第3师第6旅少将旅长开始。“仅见足下”四字，评价甚高。可见康有为对吴佩孚才干和道德极为欣赏，并视吴佩孚为可救中国的唯一人选，故愿“竭尽区区”辅助，并对其寄予厚望。这也许道出了康有为结交吴佩孚的原因。

　　康、吴二人虽然在国家政体上主张不同，但二人均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1923年初，吴佩孚在论及“联省自治”时，明确表示反对：“征诸各国之历史，凡民族之发达，皆由个别分立而渐进于集团统治，未有反其道以行，由集团统治而趋于分立割据者也。主张中国分属南北两个政府或分割中国而唱联省自治，可称迂阔之极。我中国建立五千年，虽时有盛衰，世有隆污，然名义上仍无碍其统一之局面，虽甲起乙仆，祸乱相寻，然末伤中国人之自尊心，虽有时受塞外民族之征服，然中华之位置，未尝受到根本之破坏。……今若将此大国而分为若干小邦，岂非背理乎？”[23]这与康有为在论及“联省自治”时的言论如出一辙。而吴佩孚之所以接受康有为的主张，一方面也因自己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施武力统一过程中，与孙中山有矛盾。

　　苏联早期曾试图辅助吴佩孚统一中国，先后派人与吴佩孚联络，但因吴佩孚对于苏联在中东路及外蒙问题上对中国主权的侵害极为痛恨，出于民族主义立场，拒绝了苏联的联合意向。1923年10月，孙中山曾派特使徐绍桢赴洛阳，拟与吴佩孚结盟。吴佩孚明确表示，自己虽赞成三民主义，但反对“联俄容共”，乃至于 “忧愤之余，牙疾发作”。[24]而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孙中山均与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联盟”，以对抗直系。1922年10月，孙中山派许崇智联合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逐福建督军李厚基，极大损害了直系的利益。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又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俨然与北京政府形成对峙，这也是吴佩孚要“除孙”的原因。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执掌了北京政权，吴佩孚的威望也到达了顶峰。康有为与其弟子伍庄等人“书电频仍”，极力劝说吴佩孚乘胜“以力平南”“专谋统一”，并力主派中央陆军第2师师长孙传芳南下定粤。[25]但由于李厚基被驱逐，吴佩孚于1922年12月授时在江西赣州的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紧急援闽；任命沈鸿英为陆军第17师师长，并授沈为协威将军，以其部为前锋，进攻广东，没有接受康有为用孙传芳定粤的主张。

　　但沈鸿英兵力不敌，很快退回广西，并见风使舵投靠了孙中山，与滇、桂军队一起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广东重新回到孙中山手中后，康有为感到十分恐惧和失望。1923年1月，康有为致信吴佩孚，力陈定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说服吴佩孚，康有为又派弟子伍庄、卢藉刚、徐良到洛阳吴佩孚处“走谒”，劝说吴佩孚迅速改派孙传芳“定粤”；并欲介绍弟子廖容、廖量帮助吴佩孚经营“蒙事”，以期助吴佩孚“南定粤而北收蒙，然后定中原而成统一”[26]。伍庄等人虽未能说服吴佩孚接受令孙传芳定粤的主张，但吴佩孚也明确表达了“除孙”的决心：“宪子（伍庄，字宪子。——引者）来，知麾下万福，至慰。宪子述公猛志除孙，复得手书同之。”这让康有为略感欣慰，认为 “公明断若此，中国犹有望也”，并再次表达了借助吴佩孚的“声威”，“永远靖粤”的愿望。[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