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5)

辛亥革命网 2019-02-19 09:11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作者:刘萍 查看:

1921年,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康有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拟借助军阀之力,除掉与苏俄联合的孙中山。

  20世纪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康有为出于对革命的极端恐惧,将矛头指向了孙中山,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政治主张,以期剪除新兴的中国革命。这一主张虽是因政见不同而起,但也折射出康有为思想的顽固和落后。康有为“以兵定粤除孙”主张,如同其保皇主张一样,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虽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其逆历史潮流而动。从一个主张维新变法的著名人物,到最终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并被历史所遗弃,对于康有为的一生,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余论

  受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回忆录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在理解康、吴关系上存在一种误区,即吴佩孚看不起康有为;康有为对吴佩孚影响甚微;吴佩孚与康有为交往,不过是想借康氏的学问装点一下自己武夫的门面。但考察康、吴二人在“以兵定粤除孙”中的交往和纠葛,不难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特别是在二人主张一致时,康有为对吴佩孚影响颇大,如张绍曾组阁、林俊廷督桂,以及收抚温树德等等,从而对民国政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二人交往的初期,康氏不仅态度矜持,并不时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态。如果把1920年当作二人交往的开始,在这之后,康氏虽屡承吴佩孚“嘉招”,但一直以种种理由加以搪塞推脱,即使吴佩孚五十大寿,康氏也以 “他故”为由,仅派弟子带去贺礼。直至1923年6月,西南用兵在即,箭在弦上,为说服吴佩孚接受派孙传芳“定粤”的主张,康氏才亲赴洛阳。而这时,离康氏1920年“或能来游”的许愿,已经过去了三年。为康有为的到来,吴佩孚在巡署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约请部属高级军官、幕僚,以及洛阳地方官、绅、商、学各界领袖参加,并致送厚礼,给予了很高的待遇。[56]而康、吴交往的更多真相,也有待于新资料的进一步发现。

  民国初年,文人参政成为一种趋向,不仅有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主张的 “好人政府”,丁文江、王宠惠等人的入阁、组阁,也有康有为这样的隐形推手,从而造成民国政坛波谲云诡、跌宕起伏的历史。由此,不仅康、吴关系,也许民国历史的诸多细节也有待于重新审视和考察。

   注释:

  [1] 相关研究有:[日]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9-117页;郭剑林:《吴佩孚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纪能文、罗思东:《康有为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孙中山:《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第229页。

  [3] 康有为:《致谭张孝书》(1904年12月6日),《南温莎档案中有关刺杀孙文事》,张启礽先生提供。

  [4] 《欧云樵致同璧书》(1904年7月29日)、《陈岳崧致康同璧书》(1905 年 1月 7日),《南温莎档案中有关刺杀孙文事》。

  [5] 康有为:《致康同璧信》(1905年10 月20 日),《南温莎档案中有关刺杀孙文事》。

  [6] 康有为:《复北京裁兵大会书》(1922年5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83页。

  [7] 康有为:《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1922年7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10-211页。

  [8] 康有为:《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1922年7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06-207页。

  [9] 康有为:《与吴佩孚书》(1924年9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38页。

  [10]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电》(1923年),引自《康有为未刊函电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总127号,第126页。以下注明《近代史资料》者,均引自该篇。

  [11] 康有为:《致吴玉帅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1页。

  [12] 康有为:《致吴子玉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1页。

  [13]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5页。

  [14]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5页。

  [15]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0页。

  [16] 康有为:《致王揖唐电》(1924年12月15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64页。

  [17]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1月4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84页。

  [18] 康有为:《致孙传芳书》(1926年2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14页。

  [19]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6年8月14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33页。

  [20]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16-317页。

  [21] 康有为:《致吴佩孚等电》(1926年1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07页。

  [22] 康有为:《致吴子玉书》(1920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18页。以往学者认为,康、吴正式建立联系,是在1921年,根据是《万木草堂遗稿》中收录的1921年9月16日康有为致吴佩孚的复函(见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但该封康氏反对“联省自治”的复函,从其内容无法确认是康、吴之间第一次书信往来。从目前这封1920年的信函可知,至迟在1920年前,二人之间已经有正式书信往来。

  [23] 沈云龙主编,赵恒惕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吴佩孚先生集》,“传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20页。

  [24] 沈云龙主编,赵恒惕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吴佩孚先生集》,“年谱”,第227页。

  [25] 康有为:《致吴巡阅使电》(1922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0页

  [26] 康有为:《致吴子玉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0-121页。关于伍庄、徐良拜谒吴佩孚一事,据徐良在《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序》(杨克己编:《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记载:“予壬戌年归国,……是年夏,予游赣楚湘蜀。冬又奉先生命同伍宪子丈入洛。吴玉帅欢迎先生游洛。” 有学者据此误为1922年(见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 但这里的“冬”应为农历,西历在1923年初。另《致吴子玉书》中, “顷陈逃,孙入,粤变尤甚”句,可以印证是1923年初。

  [27]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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