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6)

　　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清皇室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能够接受退位交权以保持留在中国大家庭的身份。他们当然希望自己仍然是清国的统治者，并不情愿成为一般国民，可是，如果必须放弃政权、皇位和帝制，才能留在中国，避免被驱逐，即便国号改成民国，体制改成共和，他们也不作第二选择。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如宗社党和溥仪，就宁可求助于外强，也要千方百计地恢复皇位和帝制，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其说首先是一般中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所以在掌权和归属之间，他们只能在具有统治权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清国即中国的身份。只是这样的满人即使在皇室皇族中间也为数不多，多数满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国民的现实。

　　民国成立后，在京满人组织了满族同进会，“志在联合全国旗人，使京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士互相砥砺，一致进行，以享大同之幸福。征求全国各旗人之意见，筹划旗民之生计，帮助政治之进行，增进自治能力，以使同胞享有共和事权之利益为主义”。发起人和赞成人大都是前清的满蒙官员。宗方小太郎列举了正副会长、评议长、评议员、预备评议员、赞成人、名誉赞成人的名单后，认为“可谓已蒐集其同族之人材”(52)。

　　报道孙中山在京活动较为详细准确的《爱国报》，原来是《京话日报》在彭翼仲被发配后改刊，民初则与满人关系紧密，成为后者发声的重要园地。满族同进会的评议员春秀，就于孙中山在京期间，在该报发表连载文章申论“国会应设旗人专额议员之理由”，认定立宪国以民的趋向为国家意志，辛亥革命，因为大多数优秀人民主张共和，所以推翻了专制君主。而地大人众的国度，须实行代议制，国会代表各方面势力，上下两院，分别代表国民的普通势力和特别势力。正式国会参议院组织法，议员由各省、蒙古、西藏、中央学会选出，唯独没有旗人，不够公允。因此满族同进会要求参议院设专额旗人议员，理由是：一，“现在是五族共和，旗人应享的公权，即应当与汉人平等，民国不当歧视。”二，按政治原理，国会是网罗各方面势力，以达代表目的的机关。旗人入关二百余年，“在满汉感情上，已经久已融洽多年(排满革命，是外省旗汉人发生的恶感)”，旗人在社会上成为一种特殊势力。现在皇室虽已退位，旗人的特别势力，不可不消纳在国会里，让旗人在议院畅所欲言，免得旗人政治上不得志，别生枝节。“满族同进会所持的理由，不但专为旗人权利方面设想，而且要替民国设想，可称是两全其美。”

　　参议院不设旗人议员的理由，一是旗人没领土，二是各国无以种族名义列席国会的先例，三是旗人散居各地，可与汉人一起参选，四是旗人特设议员，反倒显出种族畛域。但仔细推敲，各项皆不充分。参议院组织不取纯粹地方代表主义，所以华侨无领土而设议员；旗人满蒙汉人全有，并非种族名词；旗人集中于直隶等个别省份，分地选举，名额有限，旗人难以当选；旗人议员与汉人同立一堂，可以融洽感情，调和意见，消除畛域。

　　有鉴于此，满族同进会三次上书大总统请愿，以争公权，并提案于参议院，得到大总统、国务员和多数参议员的赞成。“兄弟这篇议论，所为告知我们旗人，须知参政这件事，是人民在国法上应享的权利，得之则荣，不得则辱。”如果将来旗人没有国会议员，“我们旗人，在中华民国，没有说话的权柄，事事得听人的喝，受人的处分，听人喝受人处分，即是奴隶，不能算完全的国民。请看印度在英国，波兰在俄国，朝鲜人在日本，何尝有参政权。要而言之，我旗人获得此权则生，获不得此权则死。如不幸此案被参议院打消，我旗人务必再接再厉，虽请求至万次，亦不达目的不止。”为此，满族同进会发起旗人参政预备团，“一来为将来继续要求的后盾，二来为预备将来选举的机关，凡京外旗人，皆可加入。”(53)

　　春秀及满族同进会的政治诉求，不但完全接受了民国的政治架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民元10月，北京举行国庆纪念活动，“纪念会以共和成立虽系南方革命志士发明提倡之功，而赞成共和者亦不可忽，昨特由该会总理陈家鼎函请民族大同会恒钧氏来会办事，并请将前清逊位之隆裕太后及摄政王像片送来高悬，俾国民瞻仰，以示大同，而彰美德。”(54)

　　逊清皇室和满人的表现，得到一般国民的认可。民元共和纪念会召开，共和纪念会的主办者先期致函前清皇室，请其派员莅会，内称：“敬启者：敝会于十月初十、十一、十二三日举行国庆大典，已蒙各国驻京人员到会参观，敝会不胜荣幸。兹特肃函恭请贵太后、贵皇帝俯派代表莅会，共襄盛举，不但敝会增无量之光荣，即五族人民亦均受无穷之幸福。”

　　纪念会盛况空前，“是日赴会者三十余万之多，琉璃厂会场东西口均有松花牌楼，东牌楼有四大字曰：普天同庆，西牌楼有四大字曰：万邦协和。琉璃厂窑为开会地点，当中为追祭坛，上有灵牌，大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台前有大运动场，周围一百余丈，场之南口曰得胜门，追祭坛之东为武德场，为体育会、汇文学校、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建修。其西北为剧场，乃新剧团演剧之所。西南有招待场，为招待各团及诸先烈家属之处。迤西院内，有革命伟人、死义先烈之肖像及各处起义之纪念品。外有黄鹤楼，为女子师范学校所制，其前门内外有四大松花牌楼，门外中间之牌楼有四大字曰：于万斯年，东边牌楼上之四大字曰：尊重人道，西边牌楼之四大字曰：发扬国光，门内牌楼之前面，将隆裕太后宣布共和之明诏大书于上，其后面有四大字曰：五族同庆。”(55)

　　从撤藩建省到融入共和，清皇室和旗人正是在外强压迫和世界潮流的鼓荡之下，逐渐主动或被迫进行相应的改变。在此过程中，掌握晚清大权长达40年之久的慈禧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不仅确立了撤藩建省的取向，也使得满人的汉化大幅度加强。据说慈禧不通满语，又重用汉臣，以至于坊间风传其本是汉家女。受其主导，清皇室为维护其特性而进行的教育渐被忽视闲置，恽毓鼎记：

　　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裁撤上书房，近支子弟皆不令读书，年十六七，即华服骏马，出而驰逐，目不睹圣贤之论，耳不闻正人之言，志趣才识，何从高远？迨醇王监国，复遍布为行政长官，谗谄面谀，与之俱化，遂酿成今日现象。当江汉事起，不过一隅之乱耳，而纷纷提取现银数千万，辇而纳诸外国银行，市面为之窘滞。租界一席地，争先恐后，借以藏身。士民为之动摇，外国为之齿冷。抱头痛哭，不展一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项城得乘间而入，唯所欲为。以此沦亡，自贻伊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亲贵已播亡国之种，安得不收亡国之果乎？余三年怨气，只博得今日万点啼痕耳(56)。

　　恽毓鼎是讲官，又是汉人，关注重点只在读书与否。而上书房作为近支子弟的读书之所，目的不仅是一般的社会化，更要维持宗室作为统治者的特性。上书房的存废，对于皇室的身份认同转变可谓至关重要(57)。

　　新清史围绕汉化与否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赞同与反对的各方，多少都受到晚清民族主义意识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识别后中国民族观念与现实的制约。其实所谓汉化，只能理解为陈寅恪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化与胡化的意思，而不能将汉视为一族。历史上的所谓汉，只是大概的指称，并无明确的所指。元代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汉人与今日的汉族并不对等。清朝本是旗民分治，旗人包括满、蒙、汉，而民人更不仅是汉人。晚清受域外民族主义影响，加上人种和种族思想的作用，满汉差别和矛盾凸显。在反满排满宣传的鼓动下，旗民分治日益演化为满汉冲突(58)。

　　民初五族共和，政府并不强调族裔之分，而主张民族同化，各民族的分别，只是大而化之，恰如五族只是象征意义，地的权重明显大于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民族识别，按照后设的标准，对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的所谓少数民族加以识别，数十年共识别出55个民族，其中问题很多，争议不断，尤其是对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群未经任何识别，就统名之为汉族。实际上，大体而言，中国版图内的人群大别为二，即所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究其渊源，归根到底不过是已经同化和尚未同化的差别，汉族并非同源，为一大杂种，民族共同始祖的提出，正是为了便于来源各异的人群认祖归宗。如果说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是以文化论种族的重要体现，那么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恰是对于强化民族分别的纠偏。中华与汉，其实是不同历史时期指向相似的集合概念，所谓中华民族与汉族，只是范围有别，而非族类有异。原来大体自我认同或被他者指为同类的是汉，如今则是中华(59)。

　　逊清皇室和旗人对中华及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不幸的是，小皇帝身边的一些人各逞私欲，争权夺利，妄图借清帝重归大位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让逊位者卷入张勋复辟的闹剧和伪满洲国的丑剧，不仅使得逊清皇室和满人的优待条件被废止，应验了隆裕太后当年的担忧，更背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骂名。尽管如此，追随而去的满人皇族毕竟是极少数，而汉人官员如郑孝胥等，与其说是忠于清室，毋宁说是以皇权为一己私利的载舟。在中国历史上，向心与离心的倾向始终并存，越近文化的边陲，分歧越是明显。只是不宜一味放大离心的表现，忽略了向心始终占据主导，不要被若即若离的现象所蒙蔽，有意无意地对不离不弃的事实视而不见或故作别解。

　　收稿日期 2016-08-22

　　注释：

　　①《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6～727页)于9月10日和11日分别有溥伦代表清皇室宴请孙中山以及访晤摄政王及后者答拜的条目，日期及情节均有误。

　　②《孙中山到京后之八面观》，《新闻报》，1912年9月3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

　　③《皇室欢迎孙中山》，《爱国报》第2039号，1912年8月25日，第3版，“本京新闻”。

　　④《北京欢迎孙中山详记》，《神州日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⑤⑨《申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特约路透电·北京电”；“专电”。

　　⑥《天铎报》，1912年8月27日，第1版，“本报专电·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