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3)

　　载沣退位摄政王，与清帝退位交权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虽然报纸有时也将前者称为逊位，但这只是迫于各地反正的形势，不得不将众矢之的牺牲，客观上为袁世凯掌握全权清除了障碍，使之可以迫使清帝退位，从而实现共和。说载沣代表清政府逊位，应是后人混淆史事的误记。

　　拜访世续宅的情形，据刘宗汉记，其宅第在北京东城东四南大街灯草胡同路北，门牌14号，刘家与之对门，当日听见胡同内世家门前人声喧哗，知道是革命党孙文上世中堂这里来了。此事表明孙中山不再把清室作为革命的对象，认可优待清室条件，已从反满变为五族共和思想。可惜世续的后人已经故去，详情无从考察(27)。

　　溥伦的伦贝子府，在大甜水井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华门一带，王府井大街自南往北第三条胡同，府邸为胡同中段北侧的19、21号)，原来与其弟溥侗合住，民国后兄弟析产。三处相距不算远，孙中山又乘汽车，所以能够于三小时内往返。

　　关于此事的时间经过，各报报道也有歧异，令后人难以判断。主要的差异点有两处，一是孙中山拜访的日期是9月10日还是11日，二是载沣回拜的时间是孙中山来访的当天下午还是次日上午，二者彼此关联。

　　《时报》最初的报道是正确的，其9月13日“译电”所刊北京专电称：“初十日孙逸仙访清摄政王，良久始别。”该报同日刊登的十二日申刻北京专电也说：“初十日孙中山往访前清摄政王，十一日王往孙寓答访。所传前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说不确。”(28)

　　《神州日报》9月13日第2版“本馆特电”刊登12日北京专电“孙中山与载沣交欢”：“孙中山昨日拜会前清监国载沣，下午载沣即赴孙处答拜。外人颇称满人能顾大局。”同时刊登12日特约路透北京电：“孙中山君昨日(十一)往谒前清摄政王后，下午即来答拜，讨论大局逾一小时之久。满人对待南方各重要人物之情谊，深足令人感动，舆论亦极赞许。众意皆谓满人现竭力消灭恶感，而附从共和国民，并力以求中国之幸福云。”同样内容的特约路透电北京专电，9月13日《申报》《时报》也予以刊载，均指孙中山于11日上午访晤逊清摄政王载沣，当天下午载沣即赴孙中山处答拜，双方晤谈，讨论大局达一小时之久。外人颇称满人能顾大局(29)。

　　在此，路透电再次成为不实消息的源头。《申报》的编辑注意到外人的消息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刊发一则北京译电：“孙中山君乘车外出，所过之路，均遮断交通，俨如前清之君主，京中各报颇为忿怒。隆裕太后欢迎孙中山君一举，因各亲王竭力反对，业已作罢。”文末特意注明：“按此又系外人谣言。”(30)

　　清皇室欢迎宴会的次日，孙中山又由隆裕太后派员陪同引导游览了颐和园，“兹闻清太后特派皇室总长世续并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暨皇族诸君，于十二号那天，约请孙中山游览颐和园。是日上午九点钟，中山先生乘汽车出西直门，前赴万寿山，进东宫门，游览宴会毕，拍照纪念，至下午七钟进城，沿途有中北右三营游缉马步鼓号各兵队，妥为照料”(31)。世续亲自陪同并担任导引，据《时报》9月15日专电所刊14日未刻北京电：“孙中山偕黄兴近日大游内宫颐和等园苑，由世续导引。”

　　第二天即13号早9点钟，“孙中山先生赴南海游览，由世伯轩总长派员招待。是日下午三点多钟，又往天坛参观，至六点多钟回馆”(32)。

　　二 孙中山的满蒙危机应对

　　孙中山此次北行，于8月24日进京，9月17日离京，其间于9月6日至8日赴张家口参观，居留北京的时间总共为21天。在此期间，各种会晤、演讲等活动极为频密。如此繁忙之中，抽出4天的时间专门与清皇室交游，绝不会仅仅是客套应酬那样简单。

　　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种族观念相伴随，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反满的确是色彩鲜明的一面。革命党的早期宣传不乏诛杀清帝、驱逐满人甚至杀绝满人的激越情绪，声言建立纯粹汉种的中国(如邹容的《革命军》)。虽然后来革命党人一再辨明反满只是反对满洲皇帝及其统治集团，并不针对一般满人，而且反满是因为满人实行帝制，极不平等，若是帝制自为，即便是汉人做皇帝，也在天下共击之之列。不仅要杀满酋，也要杀协助满酋残害同胞的满奴汉奸。可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确实带有种族排斥的指向。受此影响，反满情绪高昂者就怀有强烈的排满意向。如1908年3月10日《中兴日报》刊发希侠来稿《对满愤言》，明确宣称：

　　排满者，排去满虏之全数，非排去满虏之君位也。满虏之践吾土、食吾毛、敲吾骨、吸吾血、受吾豢养者已二百六十余年矣。此二百六十余年之中，吾汉人之受戮而死、饥饿而死、失业而死、漂流而死者总计已达满虏全数三倍之多矣，吾汉人遭满虏如此之惨，即使取彼满虏五兆人全数而戮之以为京观亦不为过，而何止于排之而已也……务使满虏为齑粉，汉奸为肉泥，中国为干净土，满洲为血泪场，十八行省为自由园，四百兆人为主人翁，蒙藏回疆为游乐所，昆仑乌岭为升旗山，黄河扬江为澄清水，斯为排满之结果，斯为汉族之光荣，斯为历史之辉耀(33)。

　　武昌起事之前，所有的反满宣传只是宣诸于口，暗杀起义中针对满人的举动，也只有局部作用。而自武昌成立军政府起，作为新生政权如何处置与满人的关系，就成为亟待解决的全面性实际问题。就情理而言，当时大致有四种选项：其一，实行种族复仇，从肉体上消灭满人。其二，将满人逐回东北。其三，18行省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其四，五族平等，共建共和。

　　第一种选项，实际上可以说并不存在，即使是激进的排满主张者，也懂得必须遵守文明的原则，才能不被各国视为野蛮。不过，在起事的初期，最早揭竿而起的地区特别担心清廷的反攻倒算，好像摸黑夜行者不停地大声呼喊一样，用过激的口号一面为自己壮胆，一面鼓动人们起而响应，希望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消除危机。如湖北军政府的兴汉军歌就有“杀尽胡儿兴大汉”的歌词。(34)整体上看，作为一次全国范围的革命，除个别地区外，总体上人员伤亡较小。报复性的屠满事件很少出现，偶尔发生的秘密会社成员的滥杀很快得到制止，对象也主要限于军人。

　　第二种选项，道理上似乎是冲突双方解决矛盾的途径之一，满人被驱逐回其“龙兴”之地，汉人则重新掌控关内中土地区，各归本位。所谓反清复明，结局便是如此。可是无论清方还是民党，几乎没有人想过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无疑表明革命党已经不将满人视为非我族类，而满人也不以中华之外的异类自我定位。

　　第三种选项，在清廷坚持不退而民党又无力直捣黄龙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各地独立，便是向清朝独立，而不是向中国独立。但是如果原来的18行省独立，势必导致南北分治的局面。武昌军政府用18星旗，象征18省，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孙中山以民国各省用旗有三，武汉首义十八星，苏浙五色，汉族共和党天日。他本人不倾向于用五色旗，因为这原为清海军一二品官员用旗，失体；以五色代五族，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武昌主张用首义之旗，孙中山则倾向天日旗。但希望民选国会成立后再定(35)。

　　第四种选项，也就是历史实际进程实际发生的真实选项。从现有观念看，可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因为18行省的独立，固然是对清廷独立，可是其他部分就未必如此，其民族自决既可能向心参与，也可能离心脱出。在强邻环伺的态势下，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势必引发瓜分狂潮，动乱的中国势将分崩离析。

　　因排满而导致分裂，显然不是革命党的政治选项。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6)民元凡是赞成共和的，多主张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所谓五族共和，民族统一，就是要化各族之地为一国，化各族之人为一族。此处所说的回，并非民族识别后的回族，也不仅限于当时的回部，更主要的是泛指西北广袤地方的回疆。满、蒙、回、藏人数虽然不多，地域却十分辽阔。任何一地如果从中国分离出去，都会使山河变色，造成整个国土版图大幅缩减，引起四分五裂。

　　多民族国家的独立，往往同时引起向心和离心两种倾向。辛亥南北战事激烈，满、蒙、回、藏等地均出现内外势力相呼应的分离倾向。和谈成功，南北统一后，边疆危机依然持续，引发国人的高度关注。孙中山北上之时，满蒙问题尤为凸显。当时在国人心目中，孙中山外交方面似有长才，其关于满蒙问题的对策，格外引人注目。

　　恰在这一微妙时刻，8月28日《大陆报》发出一封北京电，报道该报记者采访孙中山的情况，其中话题之一，就是满蒙问题。电称：“本馆(大陆报)访员今日(廿八日)进谒孙逸仙君……谈及蒙古与满洲之状态。孙氏之意，谓中国若以武力解决，必无效果。须待至数年之后，俟国力雄厚，然后所有领土自不难恢复。但至一世之后，而中国人仍不能振作，以复其领土自主之权，则中国将不国。而亡国之惨，亦中国人民所当受。至借外力以恢复中国领土，则窃不敢谓然云云。”(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