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4)

　　《民立报》也刊载了这份电报，文字却多有不同：“今日(二十六号)《大陆报》访员见孙中山先生……论及满蒙大局问题，孙氏云：中国今日势孤无助，未便兴兵，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且曰：设此四万万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孙氏以为，恢复已失之领土而求助于邻邦，似不甚可靠。”(38)

　　《时报》的“北京专电”关于此事的记载文字亦有所不同，电称：“二十八日孙逸仙接见《大陆报》访员……论及满蒙情势，孙氏言中国今日欲抵拒强权，已属无用。盖中国今日无此能力，遂不得不徐俟数年后国势渐强，然后能恢复疆土。孙氏言此四万万人苟于彼时尚无此能力，则中国殊不值存立于世界。盖孙氏似不信于丧失疆土之际，尚能恃他国援助。”(39)

　　《新闻报》同样刊发《大陆报》28日北京电，内容较为简略：“本报访员今日谒孙中山……又论满蒙事，其意国力未强，目前即无可望，亦不愿借重他国之力以争之。”(40)

　　不厌其详地列出各报的记载，是因为《大陆报》这次采访孙中山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披露之后，引发不小的风波。而控辩双方对文本的解读截然不同，是导致争议的重要原因。杨荫杭(署名老圃)在《时事新报》发表社论《孙中山之满蒙弃置论》，对孙中山的言词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他指“孙前总统对西《大陆报》访事谈满蒙问题，谓满蒙尽可弃置不理。今欲设法保持，乃无益之事。吾以为不如暂时弃去，他日我中华民国自有取回之法云云。”虽然“孙先生发此议时，慷慨激昂，抵掌而谈，谓四万万人众，若不能取回已失之地，亦不成为四万万人众之大国民。西人闻者，皆为之感动云”，但自己不能接受如此说法，并进而提出四点质疑：

　　然记者窃有疑矣。满蒙等属地可以暂时弃去，待他日取回，则中国本部似亦可暂时弃去，待他日取回。土地之所以不可弃者，固非以其不能取回而不可弃也。然孙先生则因深信四万万人有取回之能力，遂倡弃置之议。此不可解者一。

　　满蒙等虽曰属地，实关于全局者也。弃满蒙则日俄独得厚利，失远东列强之均势，他国岂能甘休。若他国群起而效日俄之所为，即为瓜分之实行。然则主张弃满蒙，实不啻主张弃中国全部。此不可解者二。

　　今日中国危机，皆伏于满蒙，今日万国视线，皆注于满蒙，吾侪小人所寤寐不忘者，皆满蒙问题也。孙先生为建立民国之大豪杰，度必有保持之法，乃竟以保持为无益之事，不特以保持为难行，直以保持为多事。然则古今来鞠躬尽瘁，不顾成败利钝之大豪杰，自孙先生视之皆愚人矣。此不可解者三。

　　孙先生周流列国，所在皆考察其政治，吾国人之熟悉外国情形者，殆莫孙先生若也。然孙先生主张迁都以避外人之压逼，外人窃窃私议，既疑孙先生未读条约。此次又对外人明言保持满蒙之无益，而欲弃去不顾，恐外人又不免窃窃私议，疑孙先生不知今日国际竞争之大势，而轻于发言。幸而孙先生无缔结条约之大权耳，设孙先生有缔结条约之大权，则今日此言出之口，明日必有无数外国代表登门而请，除满蒙属地已得先生允许外，必更有某国请弃山东一带之地，某国请弃云南一带之地，某国请弃扬子江一带之地。孙先生如反悔前言，彼必言数年之后，尽可由四万万大国民光复故土，想孙先生亦无词以拒之也。然今日孙先生固信口言之，而外国人已笑孙先生之失辞，岂前言戏之耶。此不可解者四(41)。

　　杨荫杭长于文笔，又精通法律，他的文章引起舆情的关注。为了消除负面影响，端正视听，《民立报》特意以馆主的名义刊发社论《正〈时事新报〉中山满蒙弃置说之误解》，对事情和文本深究详解。该文首先肯定孙中山长于外交，平日对外报记者谈话，未尝失言。辛亥归国途中，欧洲报界记者纷纷来见，孙中山无一语涉及政事，到上海后，西报记者来访，亦只能得到圆滑的谈话。西报记者因而转向郝门李刺探消息。郝门李是军人，短于外交，语语关涉中立，遂引起美国总领事的干涉。而孙中山的外交益负时誉。

　　《民立报》讲这段往事，无疑是为了证明孙中山处理外交的手法老练，为接下来进入正题做好铺垫。所以接着话锋一转，切入本题：“前日《时事新报》记者以中山先生与《大陆报》访员谈满蒙问题，未尝细玩全文意义，遂目中山先生为作满蒙弃置论，所言殊骇听闻。孙先生为一代人豪，爱国巨子，岂肯倡此谬言。按之九月六日《大陆报》所登访函，益知《时事新报》所指中山欲弃置满蒙，尽属误会。《大陆报》访函之译文曰：‘孙前总统明言彼不以目下龂龂于保持此藩属为有用。其持态以为即使失去，中国将来有得回之日。彼言辞间极著重而又惹人注意，言时声状，以一手击他手，奋然而言曰：倘此四百兆人不能于一时代间组织完备，以夺回所失疆土，则彼以为此四百兆人不应享有国家。’”

　　如果《民立报》的译文符合原意，的确与各报所刊登的内容有些出入，所以作者接着解读道：“读此可知中山先生当时之愤慨，固讽某某国之不应乘中国有事之秋，而实行其侵吞主义。盖外交家于谈论间不能以愤激之语直接侵人，致起国际上之交涉而伤感情，卒至无交谊可言，岂非为外交上之一失败。故先生对于蒙藏，实以为切肤之痛，此次对《大陆报》之谈话，胸中却含有无限愤恨之气，未便形于言词，遂乃见诸颜色，以为满蒙果竟为强暴者所并，中国亦必力图恢复，不能以其亡而听之。末且谓于一时代间必组织完备，夺回所失疆土，以示四百兆人之决心。先生为中国魁杰，坚忍之志如此，则将来满蒙即使不保，强暴者亦终不能长据吾土，藉可遏抑强暴者并吞满蒙之野心，实先生之志也。则先生又何尝有丝毫弃置满蒙之意乎!”

　　为了澄清事实，作者进一步征引原函：“中山先生此次谈话之有力，再读《大陆报》访函之下文，亦可了然。其文曰：‘访员屡提起孙君以彼之力引动政府，将全案宣告世界，使世界人得知中国外藩变端若何之真相。盖访员以此人为众人所注目，频年以来，皆能善用声誉，必能乘时而起。然彼不以为然，声言此举无用，世界人应已知之。且即世界人果知之，亦无能为力，岂不废然。中国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国任所欲为，他日中国强大，斯时将有以处之。’”

　　在全面征引和解读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观于‘中国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国任所欲为，他日中国强大，斯时将有以处之’之语，则孙先生用意所在，益了然可见。夫先生为创造民国之人，日以五族共和之义诏于天下，则先生对于满蒙之土地，焉有忍于弃置之理。故满蒙弃置之说，纯然出于误会，不足以毁先生。至《大陆报》二十九日专电，不过撮取谈话中之一语而已，其真意亦不如《时事新报》所译也。《时事新报》记者以满蒙尽可弃置不理一语，代表中山先生全段谈话之精神，则不但未曾细味中山之用意，且未读《大陆报》访员之原文，抑更不知外交上之措词，故记者不得不一正其误解。”(42)

　　不过，《民立报》的社论虽然可以澄清《大陆报》采访报道的原意，仍然难以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当时孙中山还有另外几项主张和行事被坊间舆论与此牵扯到一起，一是主张迁都，二是拜祭明陵，三是租借甚至割让满洲给日本的传闻。

　　迁都的本意是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共和，作为巩固民国的重要措施。此时孙中山又以避让外强逼迫作为理据。而在南北两京拜祭明陵，被解读为种族复仇倾向。“老圃”就发表社论“孙先生恋恋不忘明陵”，认为元明清都是皇权专制，分别只在是否汉人王朝，既然反对专制，就不应单独拜祭明陵。(43)至于割让或租借满洲以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孙中山的确曾经几度在日本人士的要求下，作为交换条件与日方有所谈判，甚至可能形成某种文件。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为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还想租借满洲给日本以换取大笔贷款，支撑战事和政权的运作。(44)而现在这些都和满蒙问题联系起来，不言而喻的意思，是指反满的孙中山真的可能打算出让满洲。

　　在《民立报》的社论发表的次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篇《孙中山政见之平议》的社论，作者自称从前与孙中山固屡屡握手，“而深悉其品性其人格之如何”。他以知情人的口吻写道：“抑予尤有疑者，孙氏为兴中会首时，于中日战后曾往台湾谒日本台督桦山资纪，面许割满州畀日，使日本助其革命。当时桦山曾密商日本政府，为伊藤辈所阻止。其后孙氏尝屡与日人宫崎等谋起义，并有割地赂日之言，为予居东京所习闻，且见于日人之著述。故孙氏返国任总统之初，有力诫其东三省不可再起民军者，孙则掉头不顾，且任蓝天蔚驰往。又有告以须急派专使赴蒙藏宣抚，伸明五族共和权利平等者，孙亦唾弃不用。昨孙之来京，对外人有不必急争蒙藏之宣言，今更于此危急之时，又复主张舍弃北京之首都，其用心果仅出于单简之理想，未暇顾及其他者乎，抑尚有前事之连念存乎，此吾人所急欲知其究竟者也。”(45)

　　其实，孙中山不主张蒙藏用兵，是担心引起蒙藏人的反感。租让满洲，则是为了挽救共和大业采取的非常措施。在革命的思维中，这样的迫不得已可以作为不得不然的选项。不过，孙中山也需要改变原来排满的形象，为实现五族共和采取实际行动。而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无过于和曾经的对手逊清皇室交游，这不仅有助于安抚旗人，对蒙藏回也具有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满洲无论割让还是租借，都容易令人联想到把孙中山不以满洲为中国的主张，视为驱逐鞑虏的自然延伸。如果孙中山与逊清皇室握手言欢，则双方的冰释前嫌，正是落实孙中山合诸地为一国、合各族为一人的民族统一宣言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