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5)

　　三 清朝皇室的自我认同

　　孙中山的主观努力只是一方面，逊清皇室主动向孙中山示好，表达愿意在民国的政治架构内致力于巩固五族共和，则是双方能够彼此接纳的重要基点。

　　在逊清皇室欢迎宴会上主客双方的致词和答词中，皇室方面表示承认国体变更，既肯定了孙中山等人坚持不懈达致共和目的的努力，也赞扬了清室大公无私、以天下神器还诸天下的义举。希望孙黄二人继续以非常之人，建非常之业，挽救危机，实现海内升平，使皇室永享优待之荣。黄兴则表示只有共和政体的国民国家才能保全五族同胞，清朝后、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遂使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将竭力克服内政外交的诸多困难，发展共和国家前途，不负清朝后、帝退让之美举。

　　这样的相互表彰，固然不无客套的成分，但绝不是敷衍的虚词。在皇室方面，国体变更当然是迫不得已，希望国家发展，社会安定，永享优待之荣，却是发自内心。而在孙黄方面，清帝退位于民国成立的重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况且，要想国体稳固，民族统一，清室的动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清帝退位，结束帝制，虽然在皇室内部曾经引发激烈冲突，可是无可奈何之下毕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而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一部分人的确准备遵守承诺和协议，不再幻想重新复辟大清的统治。或者说，结束大清王朝对于他们固然是痛苦万分，可是复辟非但不符合历史潮流，难以成功，还可能失去一切现实享有的优待。因此，他们宁可与民国政权搞好关系，以保持现有的待遇，而不愿冒险进行恢复大清王朝的密谋。

　　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与孙中山等人交游的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贝子溥伦、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以及相关的那桐、绍英等人，都是原来赞成清帝退位的成员，虽然皇室已经无力改变命运，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最终要实现清帝退位，和平统一，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民国以后，他们安分守己地过着退隐的生活，尽可能协调与民国历届政府的关系，落实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仍有部分官员心有不甘，陕甘总督升允起兵反对共和，宗社党在各地闹事，成为民国初建的极大隐患。对此，隆裕太后从维系大局出发，均出面予以制止。有报道称：“宗社党死灰复燃，运动清太后出京赴奉，共谋独立，清太后拒之。”(46)“北京宣布共和之初，满亲贵恭王、肃王、泽公及铁良等谋在奉天独立，拥戴恭王为皇帝。事为清太后所闻，日前恭王回京时，清后唤其入内，谓大势已趋共和，尔等切勿在外妄有举动。恭乃唯唯而退……闻清太后宣布退位后，恐亲贵不知进退，自取灭亡之祸，同日有旨交内阁电知东三省赵尔巽转饬各亲贵，速行回京，毋得误事。”(47)

　　民元4月间，《申报》还从内廷人士和法系报纸探知相关消息，前者称：“清太后曾于旧历二月十二日上午由长春宫出苍震门诣宁寿宫皇极殿东阁内，饬太监电话召世续入内，复饬世续分电庆、醇、礼、庄、睿五亲王并涛、洵、朗三贝勒等即时入见。八点钟，该亲贵等除涛、洵外，均先后乘马车入神武门，至东桶子长街凝禧门前下车，步行入内。是时奎俊、徐世昌均在内，徐于该亲贵进内时即回归私宅。该王贝勒等乃入觐，侍议约两小时。探之，谓因前一日大总统将探明宗社党现在京外欲谋反对共和举动之证据，曾缮清单递呈清太后请示办法，故召该亲贵垂询一切，并饬庆邸等传谕载泽等迅速各归邸第，安分自守，不得徒逞意气，不顾大局，致宗庙陵寝不保，累及全族等语，并饬庆邸等于五日内奏覆，以便答覆大总统。”

　　后者云：“前清太后退政后，对于民国大事甚为关心，近闻京中谣传宗社党将在奉天等处起事，牵涉各亲贵，特饬世续传谕各亲贵，于二星期内一律返京，无事不准再赴他处，以免嫌疑。盖恐因疑生忌激成他变，致召列强干涉，与退政之意大相矛盾耳。”(48)

　　隆裕太后的考量，都在大局，其关联主要有二，一是全族和宗庙陵寝的安危，二是中国的安定。如果说前者主要是顾及皇室和满人的利益，后者则是以整个中国的统一为最大关怀。为了扼制亲贵旧臣的图谋不轨，她还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严加防范：“近日外间纷传宗社党蠢蠢欲动，虽尚无何项确据，然前清各亲贵行踪诡秘，实有可疑。清太后对于此事，极为注重，深虑牵动大局，叠电谕召在外嫌疑各亲贵旧臣来京。初三日，世续又奉清太后面谕，拟成电旨四道，函致大总统，请代交电局拍发，立召善耆、恭王、载泽、升允四人迅即来京，勿得在外留连，致滋疑谤。闻大总统已核准照发。初四日，清庆亲王奕劻至宁寿宫请觐清太后，当奉谕，随皇室总长世续入见，密议许久，约二点钟始行退出。闻所议陈均为解散宗社党事。内侍仅闻太后有可否据此答覆袁世凯之一语，该邸所陈情形，无从深悉。是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钟，奕劻即乘京奉火车赴津。”(49)

　　民国改元，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50)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由于表现良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不知其早已亡故，为了防止日本拉拢满清皇族，还曾想予以表彰，以为风范。据说世续与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关系良好，是拜把兄弟，努力与民国政府维持关系。张勋复辟时，世续、绍英等人均不赞成。溥仪的小朝廷日夜谋划复国，甚至不惜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伪满洲国，其父载沣却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不肯到关外居住。

　　贝子溥伦(1874年11月10日-1927年1月21日，字彝庵，隶属满洲镶红旗。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玄孙，道光帝嗣曾孙，隐志郡王爱新觉罗·奕纬嗣孙，贝勒载治第四子)曾于1904年3月4日率清国代表团出席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并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城市进行考察，与各方会晤，被视为皇室的改革派。历任资政院总裁、皇族内阁农工商大臣。担任资政院议长时，因弹劾军机案，与奕劻交恶。但他和奕劻都赞同清帝逊位。民国后，溥伦长期担任清皇室代表，负责与民国政府打交道，一度还加入过国民党。不过，他过于依附民国政府，甚至赞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还将清廷的仪仗借给袁作登基之用，受参政院长，许亲王双俸。袁世凯垮台后，溥伦受到牵连，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在末代皇帝溥仪看来，载沣、溥伦、世续等人的态度行为，只是为了保证已有的利禄而因循苟且。而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也只有从不赞成复辟以及不为日本所利用的角度看来，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两说各有一定的道理，却忽略了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即逊清皇室的自我身份认同(51)。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及其引发的相关论争，在清中叶以前的内亚化问题上，的确指出了单纯汉化观念的不足。清朝在这些地区与相关方面打交道时，自我称谓、交际礼仪及处置形式办法，均视与对方的关系而有所分别，不宜全用汉化中心的观念来看待和解读。清朝确实另有一套，而且显然与汉人王朝的做法大相径庭，是基于满人原有制度和生存状态而生成。加强这方面研究，无疑是深化认识清朝的重要方面。

　　不过，新清史及其论争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偏颇。其一，新清史的主张者显然有意忽略了晚清的变化，尤其是这样的变化是出自清朝因周边环境的改变而采取的主动应对措施。也就是说，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清朝不得不改变内亚化的旧惯，改行明代以来的体制。结果，清朝日益以明制为本体实行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也使得自己完全脱离内亚的胎记，融入中华。

　　其二，新清史的主张者和反对者，都不免受晚清以来尤其是民族识别以来民族观念和民族存在的影响制约，以此反观清代的民族问题，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实情况和自我意识带入，自然发生许多的误读错解。

　　清朝一统后，大体在原来明朝控制的区域承袭明制，而在满、蒙、藏、西域等地则因地制宜。这样的分而治之一直延续到晚清。随着列强逐渐侵占周边各国，清朝的原有属国纷纷成为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藩部也日渐动摇，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历来都有，但是大都属于局部和暂时性的，清朝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可是晚清以来所面对的压力，却让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捉襟见肘的应对过程中，清朝的君臣逐渐发现，凡是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虽有危机而不易失地，容易控制，否则不但难以有效控制，还会导致动乱分离。

　　为了根本解决边疆危机造成固有疆域的丧失，清朝不得不改变以藩部拱卫内地的旧制，撤藩建省，加强藩部与内地的联系。原来清朝关于藩部与内地的关系，并无孰轻孰重之别，只是治法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保留藩部特殊地位的意向。可是藩部的建制在外强的步步紧逼之下显得涣散无力。1884年，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后经过几番争议，清廷终于决定撤藩建省。

　　与稍后的台湾建省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在原来的府州县基础上升格为省，新疆建省则是内部改军府制为州县制，整体上意味着清朝放弃所谓内亚化的藩属体制，朝着将所有统治区域变为中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清国与中国，逐渐浑然一体。继此之后，清廷将满人视为禁脔的龙兴之地也改为直省，并相继启动蒙古建省和西藏改制。只是尚未完成，清王朝即寿终正寝。

　　行省制始于元代，明朝延续，清因明制，原本并非一级行政架构，而是皇权的分身，与部院的分事而治相互呼应，为内外相维的分地而治。新疆建省，使得清中叶以来行省逐渐变成直省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省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与藩属的因人而治不同，直省的分地而治与近代国家较为接近，不论是何人，只要居住在同一地区，就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民族统一，意味着融合成为共同的国族。这样的观念和制度，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