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辛亥武昌起义(5)

　　注17。 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有明确记载，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还是李率光复军全力攻下制造局，救出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的。“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 现在，这位“杨梅都督”,”剌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谋暗杀李燮和(争胜利果实,为篡夺上海领导权),也是剌杀宋教仁的元凶 (张耀杰：《谋杀宋教仁的真正凶手是陈其美》 。人民，2012年07月04日15：58 )(其实早就有人提出过,不为无据)竟演变成了光复上海的唯一大功臣，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注18．“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犹多”?且不说注17的情形, 单说上海与武昌远隔千里,远水难救近火,而且上海也不是在第一批响应光复者之列，时间上要晚了许多。从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月底 ,相继独立的是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五省。它们分处中国东西南北,各有特点,其共同之处即以新军为主力，突然爆发，迅速成功,可谓是给了清王朝第一回合的重击.尤其是湖南,更是居功第一,不仅随即革命成功,还立即派湘军援鄂，组成湘鄂联军，共同抗击北洋军，终使武昌屹立不倒，革命成功。“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较他着犹多”的“一木之支者”，怎么能轮到陈其美和他的上海呢？

　　那么.武昌起义前后这段时间,孙中山在干些什么呢?原来他正周游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早在武昌起义前十多日，他已接黄兴电报，告诉他“居正从武昌到港，所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而孙中山直到回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回答人们对他殷切期望“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时，他的回答竟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带回来的，是“理论”武器，是革命精神原子弹！

　　(五) 黄兴、宋教仁“都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吗?

　　有人说:“孙中山领导的起义都在两广、云南边境一带，没有把武昌作为起义地点来精心筹划。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设想过武昌可配合其他地方的起义，但都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湖北革命党人自觉起义准备工作已经成熟，但湖北缺乏登高一呼的领导人。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方面派出人员到上海请宋教仁来武昌指挥起义，宋教仁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起义，不到武昌来。湖北方面派人到香港请黄兴，黄兴也不相信武昌能够发动起义。十月初，经过来人说服，黄兴相信了武昌可能发动起义，却未能立即束装就道。他在武昌首义后十八天来到武昌，丧失了在最佳时间掌握武装起义大局的机会。”

　　这段话有的地方语义不够清晰明确,有含混不清、值得商榷之处:

　　1、当时情况,正如黄兴规划,是“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所以即使长沙起义在先,武昌“配合”响应在后，那也得在武昌发动起义,何言“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正如武昌首义后,不两月,便有14省“起义”响应云然。

　　反清起义,即使在同盟会成立之后,武昌起义也算不得第一次。所以冒昧揣度作者之意，应是指没有设想在武昌首先发动能使革命成功的起义，争的是唱主角和唱配角(“配合”)。

　　2、“湖北革命党人”表达不准确。 应是“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因为众所周知, 也如作者在本文别处已经指明的,蒋翊武、刘复基等便不是湖北人。

　　孙中山如何,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那么，黄兴和宋教仁“都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起义”?只是想过它作为“配合”吗?

　　事实并不如此.

　　先说黄兴———

　　上文作者自己也说:“湖南、湖北在清初同属湖广省，在清代也同属湖广总督治下。湖南湖北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很重要。湖南、湖北人都有一种扎实肯干的精神。黄兴在一九0三年底，约集湖南湖北同志多人聚会，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提出了‘雄踞一省，各省纷起 ’的战略方针。一九0四年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其成员也是湖北湖南人。发动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主要成员都是湖北湖南人。一九一一年九月武昌革命派确定的起义临时总指挥是湖南人蒋翊武，副总指挥是湖北人孙武。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牺牲的彭刘杨三烈士，彭楚藩、杨洪胜是湖北人，刘复基是湖南人。湖南善化人黄兴曾经就读武昌两书院，他在武昌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

　　地理自然联系不说,湘鄂良好的革命人际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呢?黄兴就有很大的功劳。华兴会成立后，他就着力经营湖北。派两员大将宋教仁和胡瑛，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一同发起组织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黄兴从日本回国，特地在武汉停留,演讲,大量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并与科学补习所具体协商起义应援之策……

　　时移世易,随机应变。在长沙起义失败之后,甫逃上海,1904年11月7日，黄兴便在上海余庆里“邀集各地才俊杨守仁(毓麟)、仇亮、陈天华、张继、黄炎培、章士钊、陈去病、刘季平、徐佛苏、林螭、赵世暄、杨度、徐敬吾、周素铿、柳弃疾、赵缭、万声场、余焕东、何靡施、金天翮、彭渊恂、王慕陶、苏鹏、陶赓熊、仇鳌、陈嘉会、蔡锷、曾广轼、苏元瑛(曼殊)、盛时、卢和生、陈竟、周云轩、陈家鼎、石润金、方表、周范九、罗良铎等”一时才俊开会。黄兴报告了华兴会长沙起义计划、组织以及事机泄露详情，并分析了当前形势。他认为：“喜在组织通信得法，通报及时，“湖南的组织未散，基础还在,仍可继续进行＂，其他各省也未受惊扰．因此他布置“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

　　黄兴的亲密战友刘揆一写的《黄兴传记》是可信的.这就证明,在1904年,在萍浏醴起义之前,黄兴就规划布置了“起义鄂宁等处”。

　　而且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据宫崎寅藏说:“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吵”的原因是：“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黄劝孙“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孙则认为“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这就是说，黄看重有“革命思想日见发达的”军学界,有“同一宗旨之洪会党人”和“潜濡默化”的市民；孙则把武器、尤其是武器运送方便与否当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即孙更重视“物“而黄着重“人”。当然黄兴最后还是“屈服了”，他不愿意在革命草创时期便在主要领导人之间造成分岐与纠纷。

　　在领导广州起义期间,他就对谭人凤说过:“我已派觉生（居正字）回国，作为同盟会驻湖北的代表，领导一切。他们缺少经费，我也很着急，这里虽不宽裕，毕竟还有筹款渠道，我会尽力支援他们的。”他还委任谭人凤为统筹部特派员，携款两千元，前往长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

　　对于中部同盟会的成立,黄兴写信勉励指示: “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游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

　　复信前一周,他还作七律一首和谭人凤。中有句“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他还事先描绘了美好蓝图：“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以后的发展,基本上按他的这一战略决策进行,争得汉上,果然光复神州第一功。更有何说?

　　不管是早年的黄兴与刘静庵等,还是后来的焦达峰与孙武、居正,都曾有过焦刘居1911年春一样的秘密盟约：“湖南先发难，湖北立即响应;湖北先发难，湖南立即响应”,没有争执过该谁主谁配合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黄兴“在武昌首义后十八天来到武昌”是有原因的，不是故意不及时赶到：

　　1、事起仓促。 因为他已指示：“必须迟至九月初旬，与原定计划内之十一省同时兴举义，方可操必胜之券”；

　　2、他要看准了，不能匆匆盲目行动；

　　3、他不是闲人，他是同盟会国内最高领导人，手头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能只专注武汉一地。武昌起义，他也要组织、指示全国配合。要筹款、购械……

　　4、他此时身在香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香港到上海，再到武昌，常人急赶也需时日，而他是清廷通缉的革命首犯，怎能无所顾地说走就走呢？

　　再说宋教仁———

　　早在1902年20岁时，宋教仁就就放出豪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可笑当时同游者竟讥其为“狂生”。他当时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啊！但也配得上黄兴的那句话:“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

　　同盟会成立后，一段时间，专注于在两广、云南等偏陲发动，劳师伤财，久而无功，以致同志内部，啧有烦言。而宋教仁不仅从革命一开始就在武汉策动，而且认为，在长江中下游起事是中策，而上策不可行，所以他便与谭人凤、居正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中部同盟会”，改以汉宁等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果然，仅两个月零十天后，武昌首义便一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