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辛亥武昌起义(3)

辛亥革命网 2017-02-15 08:51 来源: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作者:石胜文 查看:

阳夏战争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经上海乘船抵武昌。正愁前线指挥无人,深深陷入困境的的黎元洪大喜过望,亲率一群革命党人到江汉关迎接。

  三、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与兵均已疲劳太甚,亳无勇气,且一闻机关枪声即往后退。

  四、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招者甚多,一到夜间,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员减少。各军官因仓促招募,亦无从查实。

  五、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机关枪,一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伤较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子弹射出,又不开花,且射出距离太近,不及清军通管炮效力之远。

  六、查满军全系北洋久经训练之兵,秩序可观,亦善射击;惟冲锋时不及民军灵敏,故每闻民军冲锋喝杀声,即往后退,此民气之盛。可恃者仅此耳。

  由此以观, 汉口若无湘军来援,恐难保守.依兄弟之意,俟湘军到后,再图恢复可也。”

  5、我文中特地长录了一段李书城的原文,可资佐证.这样的情况,别说黄兴原本湘中一书生,没有进过军校,即使诸葛复生,恐也难告大捷吧!

  (三) 黄兴阳夏保卫战的意义

  阳夏保卫战打了41天,最后那最艰苦的30天是黄兴领导指挥的。

  为何说是最艰苦的呢?

  因为开始可以较为顺利:

  1、内部空虚,武汉的兵多调去四川镇压了,乘虚而入;

  2、先声夺人,有备对无备,清庭猝不及防。所以三天便能夺取武汉三镇。

  3、初尝胜利喜悦,群情振奋,踊跃参军支前。

  因为后期困难太多、太大。除了我前面已经论证分析过的以外,还有:

  1、清军有广阔的纵深,而武汉乃四战之地,几乎无险可守。京汉路直达咽喉,北兵可源源不断地南下;汉水宽不足凭;虽说有长江天堑,但清军有强大的海军与炮兵;革命军腹背受敌,起义不久清朝便从湖南岳州调兵便是明证。

  2、北方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已不能恃。吴禄贞被清廷“卧底”、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告密,被暗杀于石家庄后, 使他与阎锡山等共组“燕晋联军”,张绍曾滦州起义和蓝天蔚奉天策应的南北夹击,直捣清廷的计划化为泡影。

  3、战事旷日持久,汉口又一炬成灰,前线受挫,导致士气低落,内部矛盾增多。

  如此坚守,实属不易!

  所以一直紧跟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孙委以重任,辛亥首义居功至伟的居正不无感慨地评说:“自克强坚守汉阳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使革命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留守与否,尚属一问题。尤可虑者,清之故吏与宿将,都无人格可言,无思想可言,遭时扰攘,翻云覆雨。今日独立,明日取消,山东孙宝琦其明证也。故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之崛起……虽曰民众心理早已趋向独立自由,故清廷无所寄,不得不土崩瓦解;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阳夏之坚苦支持,自不得不归功克强.。”

  另一党国元老冯自由的看法类此。

  (四)孙中山笔下的武昌起义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是这样描述武昌起义的———

  “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声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 (注1) 。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注2)。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入川,湖广总督瑞澂则以最富于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调遣(注3)。所以然者,盖欲弭患于未然也。然而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戾,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注4)。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注5)。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注6) ……忽而机关破坏,拿获三十馀人,时胡英(瑛)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注7)……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注8)。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以平之。各国领事对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余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义之第一日即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法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注9)。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注10)。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注11),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注12)……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注13)。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注14),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注15)!

  武昌既稍能久支……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注16) ……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注17),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犹多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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