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黄兴尚义思想探赜

　　黄兴乃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其思想甚为丰富，备受学界关注。就道德思想而言，迄今为止，学界有关研究比较丰硕，宏论迭出，而对其尚义思想，相关论述虽不乏见，但深入系统的探讨则相对薄弱，有待深化。事实上，黄兴自觉秉持尚义思想，从投身革命到致力于共和建设再到维护共和，先后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动人心弦的历史活剧。章士钊称赞他“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心地光明磊落，“不失为一明道之君子”。章太炎也评论道：“克强辨义利，有常识，爱军吏”。如此评述可谓深中肯綮，使其尚义形象充分显现出来。本文拟在现存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考察其尚义思想以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

　　一、清季民初尚义思想的话语表述

　　从理论上而言，“义”可谓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重要范畴。黄兴指出：“究之道德从何处说起？盖有一定标准，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也。”论及其道德，只要检视一下黄兴的言论，不难发现，频频映入眼帘较多的是与“义”有关的充满激情的话语。这表明黄兴对“义”可谓青睐有加，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他对革命者的道德是何其重视。

　　（一）“义”之话语贯穿于清季民初历史过程中

　　总体来看，从清季投身革命到共和建设再到维护共和，黄兴的所言所行在很大程度上实乃受“义”之理念支配所使然。在清季联合湖南会党过程中，黄兴曾有“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之诗句以纪其事。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黄曾大力称道那种“毁家纾难之义举”，肯定海外华侨的革命热情，说“海外同志为地所限，不能亲入身冒其锋，今能掷金钱以偿其热血，亦义之至正。”面对章太炎等人非难孙中山，为维护革命队伍团结和孙之权威，黄兴要求东京同盟会员切勿误会，以“免陷兴于不义。”在形容诸多志士豪杰投身革命盛况时，他用“合举义旗，取义成仁，项背相望”来描述。在面临暂时挫折，表达革命者坚定意志时，他说：“我同胞光复旧宇，义正词严，既为九仞之山，何惜一篑之覆，自不致为所动摇。”他赞誉那些为国牺牲的烈士“为国死义之士”，评价武昌起义是“首举义旗，为天下倡”。可以说，在论及革命诸事项时，黄兴频繁使用与“义”有关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在心情。

　　其实，此一现象在民初仍得以延续。如围绕共和建设，黄兴也多次藉言“义”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诉求。如在重视道德之于共和国家价值上，他强调：“民国初建，百端待理。立政必先正名，治国首重饬纪。我中华开化最古，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立国之要素，即为法治之精神。”面对民国经济困窘之局，黄倡导募集国民捐，称道诸多“将士时艰怵目，义愤填膺”，积极响应，并将他们具体捐款事宜及时登报宣布以“昭大信而广义声。”为讨伐袁世凯帝制自为，祸害民国，黄兴在誓师词中历数袁氏之罪恶，号召南方诸将士兴义师讨贼以申同胞之义愤。他指出：“袁贼万恶，民军起义，备受摧残。嗣因清帝退位，赞成共和，起义诸人不忍同胞相残，忍辱就和。自彼攘政，专锄异己，不惜国难，信用奸佞，毒杀志士，蹂躏国会，私借外债，四都督力伸公论，竟获罪谴。蒙氛内逼，彼废弛国防，宁以土地割让敌人，不御外侮，而拥兵以扰害南方。”“兴忝附起义之名，深扼亡国之痛。”强调“兴德薄能鲜，义无可辞，乃率将士即日誓师，联合各省义军，奋旅北伐。”“尚冀我军士协力前驱，众志成城，伸同胞之义愤，去全国之公敌”。为此，他阐释其宗旨道：“今日之役为吾民除暴，即为诸公除暴也。乃者义师所指，专讨袁氏一人，并无南北之见。”很显然，民初黄兴言“义”也是甚为频繁。联系其清季相关论说可知，黄兴言“义”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一以贯之，始终围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而展开，虽然其所言前后可能侧重点略有不同。

　　（二）“义”之表述可谓异彩纷呈形式多样

　　由于他是一著名的革命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德理论家，黄兴多从革命与建设实际需要出发藉“义”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诉求。因此之故，在其言论中，有关“义”之具体表述可谓异彩纷呈，形式多样。总体来看，其所涉及较多的词语主要包括“公义”、“正义”、“道义”、“大义”、“起义”、“义务”、“义师”、“义愤”、“义旗”等方面。

　　就“公义”而言，黄兴有“力求有成，勉尽公义”和“急公好义，洵可嘉佩”等语。对于“正义”，他说：“正义可恃，公道不亡。”又言“今日海内贤豪，竭智并力，以正义讨昏暴，以人民公意诛独夫，义正言顺，内治国内之人心，外博世界之同情，事之成功，不难逆睹。”至于“道义”，他指出：“广东之败，为革命以来最大之失败，然革命之成功亦于焉赖之。但授命诸君，以道义相结合”。又曰“吾因是代表吾国四万万同胞，敬求伟大共和国（美国——引者注）之代表，予吾人以道义上之协助。”在其话语中，“大义”一词亦被广泛使用。如言“深明大义，务请遵照大总统命令，实行取消独立，同保治安，大局幸甚。”称道留守时期“诸君子一德一心，共扶危局，既纫公谊，共缕和衷。”国家“渐苏积困，颇复旧观。此诸君子严申军纪、共维治安之功也。”虽然“主客各军，星罗棋布，方音隔阂，冲突堪虞。加以筹饷维艰，量沙无术，饥饿所迫，威令难行，卒能竭力维持，免于哗溃，此诸君子深明大义、固结军心之功也。”并说民国政府大力表彰“为国死义之士”旨在使“大义昭然”。论及“起义”，他说：“我辈起义目的，但期改造政治，并非攘夺权利，此心可白于天下。”又言“此次起义，为保障人民，以推倒袁氏一人，求得真正共和为主旨。”而“义务”一词多被黄兴视为革命者应尽之责任。他指出：“军人遵守国家之纪律，服从长官之命令，乃为当然义务”。“惟国民应尽之义务，苟有利于国，自当勉效棉薄。”“为党员者须牺牲自己一切以尽义务。”此外，“义师”、“义愤”、“义旗”等也被经常使用。他在形容革命情形时说：“南方各义师遂愈愤，不旬日下名城以十数，清廷胆落，遂逊位，乃建立民国，而径跻于共和。”就如何解决经济困局，他认为“政府乘人民义愤，速倡此捐，可收四万万以上，拨还赔款有余。”在如何维护共和上，他号召道：“公等夙抱义愤，威望允孚，光复之时，勋劳卓著，此次先举义旗，保障共和，刬除公敌，匪异人任，即希刻期派兵协助沪军扫荡北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些由“义”连缀而成的形式各异之词只是黄兴诸多类似话语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些异彩纷呈的具体表述，人们不难感知黄兴尚义之情是何等之深厚。

　　（三）“义”之表述所凸显的主要价值取向

　　无论是纵向语言的延续性展开还是横向异彩纷呈的具体表述，黄兴所言之“义”正是其尚义思想的具体外化。事实上，如此表述不仅是其对“义”之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且还蕴含较明确的价值取向。概言之，主要有三：传统价值取向、实用价值取向与近代价值取向。

　　所谓传统价值取向系指黄兴所言之“义”主要延续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合理思想内核并有所弘扬。如黄兴早年曾言及其师“忠义素著，闻警之下，当不知如何忧愤！近日正学堂功课，讲堂想专倡明大义，以揭[激]发其志气”。说“常存此亡国亡种之心，则气自愤，天下之事皆可任也。”并以“罗忠节公讲学罗山，时粤匪未发，忠节常揭厥乱萌，倡明大义”，后统率门人弟子“转战东南，赖以剿平巨寇”之事为例，强调：“古人虽远，吾师其有意乎？”而章士钊亦言：“克强平居自励之语，为：‘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复举董江都之训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类语词，吾于昔年宴座谈言之顷，频频闻之。凡此皆先生砥砺自得，深信不疑之词。”又言“记者恒忆留守之名言三：(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居。(二)功成不居。(三)明其道不计其功。兹三语者，留守恒以自励并以勖同人者也。”于此可见，黄兴尚义带有明显的传统价值取向。

　　其实，黄兴尚义带有明确的具体实用价值取向，并非那种传统道学家的迂腐之举。只要粗略检视一下其话语，不难发现，凡是国内外危机交织在一起比较严重之际，带有“义”的相关词语往往以相当密集形式展现出来。如前述黄兴在讨袁誓师词的一段话中多次出现涉“义”之词即为明证。从心理意识角度而论，此一现象正是黄兴勇于面对严峻现实民族危机，亟思挽救之道在思想上的外现。就前述其所言“道义”而言，或指传统民族道义，或指近代资本主义政治道义，其具体所指至为分明。至于“义师”，有的指反清革命的队伍，有的则指那些反对袁世凯复辟，维护共和的革命力量。这说明如何推翻满清统治，化解中国现实危机实乃黄兴尚义思想之现实目标。

　　不仅如此，黄兴尚义更蕴含鲜明的近代价值取向。如他认为民主共和取代独裁专制乃世界近代发展潮流，中国尤需顺势而为。他说：“世界趋势决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强调反对独裁专制的时代意义。在论及中美共同价值取向时，黄指出：“原中国人之意志，固欲效法美国之主义目的，以图造成一大民主国者也。”“吾知恋爱民主主义之诸公，迫于公义所在，今日亦当能力援东方之共和国民，扫去前此之贪污恶浊，养成来日之进步自由。”并称道“美国独立之时，人人争先牺牲，而勇于退让权利。彼其国家之繁荣进步，有由来也。”在这里，黄兴明确表达了中国将走美式共和道路，希望美国能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盼望中国人民具有类似美国人民那样的高尚道德情操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其近代价值取向何其鲜明！

　　从黄兴尚义话语的诸多表述中，可以发现，章士钊和章太炎对黄兴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之有自。正因为他对“义”充满强烈的向往之情，并自觉以“义”来支配自己的言行，才最后成就其“明道之君子”的美誉。

　　二、尚义思想具体外化的基本内涵

　　黄兴不仅在形式上广泛使用由“义”连缀而成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近代民族民主思想，而且其话语蕴含着传统价值取向、实用价值取向与近代价值取向。而这些价值取向并非一般抽象的论说，而主要以理论、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具体形式展现出来。

　　（一）在理论上“义”关涉义利、公私与是非善恶等方面

　　在其尚义思想中，黄兴所言的理论之“义”主要关涉义利、公私与是非善恶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大体一致。就义利关系而言，它关涉义利结合与重义轻利两方面。在如何动员军人革命上，黄兴比较注重义利结合。如1910年5月黄在给孙中山信中指出：“广东之事，视款为难易。以普通一般之军队多贪鄙嗜利，况有义字以激发之，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此！”当然，在如何推进革命上，黄兴更多倾向于重义轻利，强调：“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在剖析其思想时，他指出：“盖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黄兴强调改造政治并非攘夺权利。他在1912年3月复蓝天蔚信中指出：“我辈倡议，原为大局牺牲，非谋私人权利”。此言表明黄兴能将政治大义与竞争利禄区隔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