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黄兴尚义思想探赜(3)

　　在实际革命和建设中，积极履行责任也是黄兴心目中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深痛夫清政不纲，外见侮于列强”，国势阽危，有如累卵，“兴窃不自量，欲尽匹夫有责之义，力谋恢复旧物，以除民贼，冲冒凶锋，屡濒于危。”而“民国肇造伊始，政治前途尚无涯涣”，而“近士夫多误于党见，急争权利，以致同室感情容有未洽，全国要政难期进行。益以强邻窥伺，边事日危，大局愈形岌岌，此则兴所日夜旁皇，痛心疾首”。他强调：“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而党员也“均应共负责任”“以巩固中国，即以巩固政党。”至于军人，他强调：“须知维持社会，保卫国家，为军人固有之天职。”“务望我军人，各革其心，各爱其身，各守区域，各尽责任”。

　　可以说，黄兴围绕理论、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作的论述既有传统价值取向、实用价值取向与近代价值取向的各自展开，也不乏一定三者的彼此交融，形成一有机结合的思想整体，使其尚义思想以比较具体的形式充分展现出来。

　　三、现实社会尚义思想的具体实践

　　黄兴不仅以丰富多样的语言表达来展现自己对“义”之思想的崇尚之情，将其价值取向以具体内涵展现出来，而且还身体力行，将尚义价值诉求落实到现实社会层面，真正做到了己义与人义彼此互动、形义与质义合离多样、义进与义退终归于一。

　　（一）己义与人义彼此互动

　　黄兴追求己义与人义彼此互动实乃其尚义思想一定程度的具体化。这突出表现在理性人格、积极革命与建设共和等方面。在其革命与建设中，黄兴对理想人格崇尚有加。黄曾言志曰：“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有论者认为：“黄公非仅言革命，又实行革命之贤者也。”石陶钧回忆说：“黄兴独谓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才真有力。”事实确是如此。如他曾言：“弟从事革命来，久不知有家，九年相交，皆所目睹”。他严于律己，“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已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有人评论他为人豪侠尚义，智勇兼备，具湘人苦干实干的精神。如当辛亥广州失败及汉阳撤守之前，黄自觉未达成任务，愧对死难先烈，两度欲投水自尽，以谢国人，均为同志所劝阻。其教子也十分严格，黄要求他以“笃实”两字为座右铭，待人接物力求做到谦虚谨慎，笃实厚重，争取做到无我。不仅如此，他十分注重慰祭烈士英灵以报功崇德以培育更多理想人格。其辞南京留守时，黄兴忠告诸将士道：“惟兴自今之后，所殷殷期望于诸君子者有三：曰爱国，曰保民，曰服从军纪。”所言这一切无不展现出黄兴崇尚理想人格，言行一致，使己义与人义较好地结合起来。

　　在具体革命过程中，为筹措活动经费，黄兴自觉毁家纾难，出卖了家里的祖传业田。同时，他也积极动员他人参加革命。杨笃生和秦力山等人丢掉保皇幻想转向革命，致力于宣传鼓动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黄兴多方劝说的结果。黄兴到美国后还商请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以推动革命。受此影响，“内地同志既破其家，又牺牲其身者，所在多有。”不仅如此，黄兴还努力鼓动海外华侨募集革命活动经费。他说：“望各同志尽情商榷，竭力捐助，少毁其家，以纾国难”，并及时将海外“筹款苦状及毁家纾难之义举，尽情宣告”以激发华侨的革命热情。黄兴曾致书邓泽如，强调：“弟等身命何足惜，为大局计，不能不稍筹完备，冀有以不败。”希望他“大发仁慈”以“救之”。鉴于海外筹款困难，黄兴欲藉冒险武装起义来激发华侨捐款之热情。受此影响，海外华侨中抛弃丰厚薪俸，从事革命事业，捐躯殉国者所在多有。在创立革命组织与联络革命力量上也大体如此。在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又另创两个小团体：同仇会与黄汉会。在与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后，黄又组织更严密的丈夫团。不仅如此，黄兴还积极联络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此基础上积极进行武装起义与扩大革命影响。如他曾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钦、廉、镇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而攻打督署的黄花岗之役虽未成功，但烈士们壮烈的牺牲精神却震动了全国，后来豪杰之士慷慨蹈难不旋踵者何可胜数。

　　民国肇立后，在如何建设与维护共和问题上，黄兴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号召他人共同维护。如黄在致赵凤昌等人书中指出：“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先生等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中复维持国体，委曲求全。今岂能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乎？”“弟念国家多难，午夜旁徨，不知所措。”“所以哀恳于诸先生等”贤者出而平大难，存国家。他还表示“更愿国会议员，亦本其良心以救国，此实吾人之天职所当然者也。”很显然，己义与人义彼此互动可谓黄兴从事革命与建设的突出表现，而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海外华侨积极赞助革命，维护共和力量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莫不循此而来。

　　（二）形义与质义合离多样

　　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黄兴不仅努力做到义之形与质的统一。即是在二者分离时，他也能做到秉持义之精神行事。孙中山在描述其革命行谊时指出：“公殚一生之心血，历二十馀载之艰辛，身涉万险，政经三变”。虽然如此，其尚义精神却从未改变。如论及革命的形式与内涵，黄兴认为：“革命岂革去民命之谓，毋抑革去前此弊政足雪民命之谓。若尤而效之，革去者形式而已矣，形质而已矣。”在如何建设共和问题上，他认为：“二十世纪为民权发达之时代”，“盖大势所趋，人人皆知共和为最良之政体也”。由于“国家者积人而成，人人有应尽之责，各视其能力以为担负”。至于辞职问题，黄兴强调公义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他指出：“兴与诸君子同兹利害，何分去留？此后之关系，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私情，而在公义。”辞职后他积极致力于建设。有论者说：“克强先生随即撤销南京留守府，随中山先生北上，着手筹划全国铁路建设事业。”

　　在如何反袁问题上，黄兴既注重形式更看重实质。如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宜采取法律解决办法。他希望藉此将袁之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转变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公愤，转而同情国民党。在政党建设问题上，黄兴在追求团结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主张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宣誓服从总理，并按指模以矢忠诚。黄兴说：“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故“入会问题。则弟不肯受。”黄虽不赞同，但对孙中山并无异志。周震麟指出：关于整改党务问题，克强先生所持意见完全与中山先生相反。其实，在革命主张上，黄克强先生始终服膺中山先生，矢忠民国，直至后来在策划护国军云南起义的时候，也能够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精诚团结无间；在党务方面，克强先生也终能化除成见，服从中山先生的统一领导。黄兴向孙中山表示：“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后来黄兴还积极致力于促进民党和解，在美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说：“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让人民享有和美国公民同样充分的自由。”

　　可以说，黄兴在将义诉诸实践过程中，义之形与质的统一是他优先追求的目标。如果短期难以使二者实现统一，他也自觉秉持义之精神，坚持从事革命与建设，从未因此而改变。

　　（三）义进与义退终归于一

　　在具体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黄兴能做到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统一，在尚义上具体体现为义进与义退终归于一。只要粗略回顾一下黄兴的革命历程，不难发现，义进可谓占据主流，成为其伟人形象的主体。前已述及，湖南志士唐才常起事失败后，黄兴先后在湖南长沙、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等第举起反清旗帜，密谋起事，或策划军事行动。在遭到失败后，黄兴并未气馁，继续寻找机会。1911年4月，他又亲自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并写下绝命书：“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在起义过程中，他亲率“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勇猛冲杀，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在这一系列武装起义中，他出入锋镝，屡仆屡起，表现出坚定革命意志和顽强战斗精神。

　　在如何联合袁世凯推翻满清问题上，黄兴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尝试。他说：“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至于民初黄兴肯定袁世凯忠心谋国也多出于类似目的。他称道袁世凯“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真确，忠心谋国，反不见谅于人，此最足以厌办事者之心。”南京留守府取消后，黄兴应袁之邀赴京，和孙中山一道与袁世凯商谈国事，并表示接受粤汉铁路督办之职。后因袁实无诚意，黄遂决定辞职。后来袁违背誓言，背叛共和，黄则积极进行斗争。而其与孙中山在政党建设方面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反对人治作风。黄兴指出：今吾党“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但在讨袁护国斗争中，黄兴又自觉与孙中山联合，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线毫芥蒂。其义进之特色何其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黄兴为更好地推进革命与建设，义退之举亦时有出现。如在同盟会旗帜问题上黄兴能做到顾全大局。他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为求光复大汉天下，他推让临时政府大元帅之职。其时，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集会于上海，议定临时政府组织，拟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指挥援鄂及北伐各军。黄先生一再推让黎氏，而以北伐自任；及知国父不日将由美抵沪，即请代表废除元帅名义，举国父为大总统，绝无争权夺利的思想。当时，谣言四起，对黄多所攻击，而黄兴未予争辩。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黄也极力推让。至于辞南京留守更是如此。黄兴指出：“内察国情，外观时局，猜嫌日甚，隐患方深，欲以国事为先，不得不奉身以退”。在政党建设问题上，黄兴为维护革命队伍团结，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他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与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在因中华革命党问题与孙中山发生分歧后，黄兴离开日本远走美国。孙、黄两先生虽在意见上发生了一时分歧，而在革命根本主张上仍然是一致的。

　　综上，可以看出，黄兴无论己义与人义彼此互动、形义与质义合离多样，还是义进与义退终归于一，其目的就是一个，即坚守“三民主义”，追求“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如此身体力行，将尚义价值诉求落实到现实社会层面正是其过人之处的突出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