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析(5)

　　作为一种方法，笔者更倾向于使用国体与政体的理论框架去解析“共和”。就国体而言，强调主权的归属，主权在全体国民即“共和”。就政体而言，强调主权的行使，主要体现为中央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分立与均衡。实际上，前述公、共、和的原则多据“共和”的国体内涵演绎而来，而混合均衡的制度建构则秉承自“共和”的政体内涵。

　　在西方古典时期，尚无国体与政体的划分。是时，“共和”常被解读为“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一种混合”[43](P132)，或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44](P39)，这意味着主权的公有，即主权在全体国民。而古罗马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则代表中央权力的分立和一定程度上的均衡。降至近代，随着民权主义的发展，主权在民已经变得毋庸置疑，而三权分立、复合共和制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总而言之，从古至今，“共和”都蕴含国体和政体两方面的涵义，都致力于少数人和多数人、中央各部门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约与均衡。

　　在清末一些翻译的著述中，“共和”主要是一种国体。在国体分类中，共和国体常与君主国体相对，然而二者的区分标准并不唯一，或依据主权的归属，或自二者表面的特征着眼。自主权归属言之，则又可细分为主权主客体说与统治权总揽者说；自二者的特征言之，则或依据单一特征，或依据多个特征。根据笔者关于“共和”的认知，国体方面的内涵强调主权在民。这一政治原则的体现，除了宪法上的规定外，具体表现在公民选举权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投票与共和，无优劣，无上下，不在外部，不在侧面，投票即共和，共和即投票，一体也，非二物也。”[45](P8)作为政府的代表，君主之位出于世袭；而代表政府的总统与议会，则常出于选举。不难看出，作为“共和”的特征之一，国家元首出于选举源于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

　　在清末，“共和”虽也曾被视为一种政体[46](P28)，然而政体的分类主要取“立宪”与“专制”二分的框架。在国人的应用中，以康、梁为代表，常将“立宪”用作“君主立宪”的简称，兼有国体与政体的双重含义。其后，随着政治学知识的普及与争论的深入，“立宪”于政体方面的涵义渐明。所谓“立宪政体”，包含宪法与宪政两方面的内涵，前者强调宪法的存在性与最高性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后者则强调宪法对国家或政府权力的限制。不难看出，上述“立宪”与“共和”于政体方面的涵义不尽相同，然而这一区别于当时并无实质意义，因为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立宪”已成为各方共识，故而即便“共和”政体方面的释义被了解，在革命即将成功时也没有太多讨论的价值。

　　综上所述，在当时国人看来，国家元首出于选举的确是“共和”的特征之一，虽然它并不能概括“共和”国体的全部内涵。此外，若考虑到“共和”政体方面的内涵，则辛亥革命期间，南北所争者实不过“共和”内涵的一部分而已。从中不难看出，人们于历史中择取的往往并非某一事物的全部，而是其中最能在那个时点发挥作用的部分，这并不是说其他部分已经达成共识或者已然实现，只不过它们在那个时点被人为搁置了而已。事实上，在民国初年，议会制与总统制、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仍旧未决，且是各方讨论的焦点；更为重要的是，讨论是在“共和”的名义下展开的。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同，虽然他们可能向历史求助时所选取的思想传统是同一的，但自其中捞取出来的部分却不尽相同。在南北议和时，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应景般成为“共和”的标志，所以尽管康有为随着时势变化，不断修正其“虚君共和”的理念，然而“国人心目中不复容有君主二字”[47](P1)，即便此君为“虚君”、且与“共和”相伴。

　　注释：

　　①就晚清所传播的法政知识而言，确有以主权归属定国体者，而在受到国家人格说的批判后，转为以国家最高机关或国权总揽者为标准确定国体。张琴所用“大权”二字，在笔者看来，更倾向于国权总揽者。依据陈武所编《国法学》，则“以议会总揽国权者，谓之共和制国；以君主总揽国权者，谓之君主制国”(第95页)，对照张琴等所言，则其意思大致相当。不同之处在于，张琴等加入了“立宪”二字，使得原本清晰的逻辑又变得模糊，因为以国权总揽者为标准所确定者为国体，而“立宪”则为政体之一种，与“专制”相对，换言之，君主国体既可立宪，也可专制，共和国体亦然，以国权总揽者为标准只及于国体，与政体无涉。而依据国权总揽者的标准，“以议会总揽国权者，谓之共和制”，其间并未明确君主之有无。换言之，即便有君主存留，只要权力集中于议会，未尝不能称之为共和制。事实上，正是上述定义的模糊性，才给清末民初国体与政体的论争留下空间。

　　②据笔者所见，有关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的专论主要有：林辉峰的《康、梁之“虚君共和”方案浅析——兼论武昌起义后康、梁的应变策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和朱忆天的《康有为“虚君共和”论浅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此外，一些以康有为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对此也有所涉及，如罗怡明的《康有为君主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

　　③相关著作参见《康有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5页；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页；宋青蓝著：《康有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99页；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页；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2辑史著二)2001年版，第1179页；张艳国等著：《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董士伟著：《康有为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等等。相关论文参见杨恒：《康有为、孙中山和近代中国历史潮流》，载《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文集》，上海市历史学会，1984年，第285-286页；高放：《清末立宪的当代总结——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