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析(3)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康氏确曾致力于区分英国政治与中国当时的政治，而康氏“虚君共和”的主张则建构于中国时局之上，从而客观上拉远了英国与“虚君共和”的关系。在《致某君书》中，康氏分“君主立宪”为三类，其中德国类于专制，其他则“无不有命相之权，选任上院议员之权，裁决可否解散国会之权，统领海陆军大元帅之权，国会停时以命令代替法律之权”[8](P251)，英国又以其“无命相之权”与之相异。而就中国所颁布之《十九信条》，在英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无选任上议院员之权，无否决、解散国会之权，无宣战、媾和之权，虽名领大元帅而为国会限制，无调军之权，国会停时无敕令代法律之权”[8](P258)。英国已称为共和国，则中国可称为“虚君共和国”。显然，康氏并不认英国为“虚君共和”，就康氏语言的内在逻辑而言，仿若“虚君共和”较英国的“共和”更为纯粹。以康氏在《与致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中所言，则“虚君共和”政体“尚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8](P203)。在《共和政体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两文中，康氏也持此说，认为“英主实有各大权……然尚不至如吾中国之甚”[8](P247)。需要说明的是，康氏也在此埋下伏笔，指出英国君主虽拥有大权，且“无成文限制其权，然实无权”[8](P202)。但无论如何，简单地认为康有为把英国作为“虚君共和”的典范是不审慎的。

　　就第二种看法而言，关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关系，康有为的表述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康氏强调“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不同，仅在于“一有君主，一无君主”[8](P247)，而且此君乃“无权无用之君主”[8](P237)，以此说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同一，甚至不乏直接的表述⑤；另一方面，则强调“君主立宪”并非一种，即便如英国之“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亦有所差距，甚至明言“此新制，则欧人立宪、共和二政体不能名定之，只得为定新名曰虚君共和”，而这种新制“只能编入共和制，而不能编入立宪君主制也”[8](P247)。

　　实际上，上述两种传统看法的内在逻辑是同一的，即英国既是“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所以“虚君共和”便成了“君主立宪”的代名词。那么康氏为何不效法梁启超，直接称英国为“虚君共和”呢？众所周知，在武昌起义之前，英国一直作为“君主立宪”的典范之一而备受推崇，今若欲将其转换为“虚君共和”的楷模，则须解决如下难题：第一，要说明英国为“虚君共和”。其中又可分为两个小问题：其一，英国为“虚君”；其二，英国为“共和”。第二，要说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为同一。可以说，康氏不仅看到这些问题，而且试图去解决它们。但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如预想的好，这使得康氏行文中参差之处良多。接下来，笔者尝试揭示的是，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困难到底在哪里？

　　首先，说明英国之君主为“虚君”。在英国，君主权力存在一个从“实”到“虚”的发展过程。1066年，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建立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国王和贵族的权力保持着微妙的平衡。1215年，随着《自由大宪章》的签署，国王的权力受到削弱。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国王和贵族的势力此消彼长，但总体说来，并未打破国王与贵族、王权与议会分权制衡的政治模式。1640年政治革命的原因就在于，国王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但结果却沦为更加严酷的专政。1688年，“光荣革命”使得国王与贵族分权制衡的模式再度重建。1708年，安妮女王任命辉格党人组阁，开创了议会与内阁多数党一致的先例。接下来即位的两位国王均无意政事，从而成为事实上的“虚君”。1760年至1832年，在托利党的把持下，议会成为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工具。1832年，议会改革使中产阶级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两党制和责任内阁制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从而打开了向民主发展的道路。⑥实际上，对上述英国君主权力的变化过程，当时的国人并非一无所知。在《宪法大义》中，严复便曾明确指出，“立宪之形式精神，亦有分殊差等。姑无论异国之不同，……即以一国之前后言，如英伦为欧洲立宪模范之国，二百年以往，其权在国王；百年以往，其权在贵族；五十年以往，其权在富人；直至于今，始渐有民权之实。”[21](P241)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英国并无成文宪法，所以对于君主权力之“虚”，只是表现为一种“不用”，而非根本性的“缺失”。显然，康有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基于上述分析，泛言英国为“虚君”是不审慎的。

　　其次，说明英国为共和国。事实上，将英国看作共和国至迟于孟德斯鸠便已经提出。在孟德斯鸠看来，英国“外表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共和政体[22](P70)。此外，威廉·梅雷迪思爵士也称英国为共和国。[23](P18)实际上，查阅20世纪初年国人翻译的法政类论著，也不难看到英国为民主国的言词。那特硁在其《政治学》中便作如是观，“英国国体者，非君主国体，又非混合国体，而实一种之民主国体也”[24](P7)。工藤重義也在同一意义上指出：“自实际上而论，其实权全在于国会，所谓王室者，不过一装饰物耳，故吾辈以英国亦为民主国之一种。”[25](P7～8)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国体三分法和国体二分法的转换⑦，共和国可分为贵族国与民主国，然而在清末，国人常将“民主国”与“共和国”等而视之。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国”较“共和国”更早地用来翻译republic，而用“共和国”翻译republic源自日本，出于某种抵制心理与使用习惯，在较长时间里，国人常用“民主国”表示republic。其二，贵族国在近代的风评不佳，且单纯的贵族国“今日各国鲜有行之者”[26](P15)，“多半变为民权国”[27](P98)，甚至有学者认为“贵族国体已为天演之力所淘汰，其得存于今日之世界者，惟君主制国与民主制国”[28](P82)而已，故而言及民主国，自然属于共和国，而谈及共和国，又往往指的是民主国。但是，也有学者超出君主国与共和国二元划分的框架定义英国的国体，或认其为“混合国体”[29](P48～49)，或认其为“君民同治”(或称“君民共主”、“君民共治”等)⑧国体，无论为哪一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君主政治与共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使得英国在上述二元划分的框架中并不必然归属于君主国或共和国。综上，在西方，虽有不少学者视英国为共和国，但也存在不同看法；更为重要的是，在清末，许多士大夫并未将英国归属于君主国或共和国，而是将之界定为“君民同治”。

　　最后，要说明“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为同一，康有为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

　　从理论层面而言，所谓“君主立宪”，一般指的是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的一种国家类型。但是，这里面并未规定所限制君主权力的多寡，恰是这种内在极强的张力，使得“君主立宪”在君主国与共和国二分框架中的归属成为一个未决的问题。依据国权总揽者的归属，有些学者将“君主立宪”理所当然归入君主国行列，认为“独裁君主国及立宪君主国，元首即总揽者”[28](P236)，“立宪君主政体，由君主总揽统治大权，占有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格”[30](P6)。同时，也有学者将其归入共和国的范畴。如前所述，对英国国体的判定即此种认知的集中反映。甚至有学者直接否认君主国与共和国二元划分框架在近世的可行性，认为“吾人所谓近世国家者，基于民主的主权之国家也。换言之，近世国家者，即民主国家之義也。故苟以皮相之见言之，则近世国家中似不得悉命之为如是，然就实际上精密查之，则此说之确实，有如铁案之不可动摇者”[31](P93)。综上，“君主立宪”在理论上的界定可谓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虚君共和”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同时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将“君主立宪”之君主等同于“虚君”的可能性。

　　从实践层面而言，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止英国，还包括日本。在武昌起义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立宪派以“君主立宪”为旗帜，英国的确是他们推崇的典范之一，梁启超的《政治学学理摭言》等可为例证。但同时，日本无疑也是“君主立宪”的一个重要典范。实际上，在立宪派看来，不仅英国、日本，其他如德国也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丘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32](P140)。在著名的《立宪法议》中，梁启超甚至认为“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馀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32](P7)。且不去管其他“君主立宪”国家，即便英、日二者之间，其君主权力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自1708年以降，英国的君主已趋于“虚君”；而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