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三民主义(2)

　　三、三民主义的坚决捍卫者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持的《新民丛报》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实行社会革命等三个问题上。这实际上是坚持还是放弃三民主义的重大问题。在论战中，《民报》以有理有力的批驳压倒了《新民丛报》，扩大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在笔战败溃的窘状下，指使早已投靠保皇党的原华兴会成员徐佛苏，以第三者的身份，公开发表《停止驳论意见书》，调停两报之间的论战。对此，部分《民报》负责人表示赞成。宋教仁曾应允徐的要求，并在章太炎、孙中山、黄兴等人之间为其疏通调和。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许其调和”，孙中山则 “不以为然”,“克强不许。”^{[5]（P119）}正是由于孙、黄态度明朗，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才使《民报》保持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坚持和改良派继续论战。最后，“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7]（P20）。通过这场历时两年多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得以广泛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在这场大论战中，黄兴坚持与改良派论战到底，反映了他坚决捍卫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黄兴还注重以三民主义理论统一同盟会内部的思想，努力维护内部团结，及时纠正对三民主义各种不正确的理解和宣传。1907年春夏之交，张伯祥、焦达峰等人借口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含意高深，不易为会党了解和接受，秘密策划另组共进会，并擅自修改同盟会的纲领，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与“平均地权”分割开来，采纳民族、民权“二民主义”，放弃民生主义即解决土地问题的“平均地权”口号，而代之以并未超越二民主义范畴的要求人人平等的“平均人权”的口号。共进会成立前，焦达峰“尝举以告黄克强。黄以为不可，曾与驳论数次”^{[8]（P258）}，“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9]（P15）。后来，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发动的两次“倒孙”风潮中，黄兴都是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旗帜鲜明地维护孙中山，成功地避免了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同盟会是实践三民主义理想的革命组织，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三民主义理论的旗帜。黄兴努力维护同盟会的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就是坚决捍卫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的大旗不倒。民国成立后，黄兴继续坚持三民主义原则，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南北议和中，黄兴坚持以实现民主共和为唯一目的，与袁世凯君主立宪的主张针锋相对，促使议和最后达成清帝退位，共和实现，南北统一的结果；在定都之争中，黄兴坚持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目的是要保留民主共和的成果；在借款之争中，黄兴坚决反对列强的经济侵略，主张维护国家权益；在制宪之争中，黄兴坚持主权在民的立宪原则，坚决主张宪法以维护民权为宗旨；“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高举民权主义大旗，愤怒揭批袁世凯解散国会、消灭《约法》，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罪行；袁世凯称帝后，黄兴又以再造共和为号召，毅然组织各派力量护国讨袁；袁世凯在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下不得不下令撤销帝制后，黄兴又坚决主张去袁，恢复《约法》和民国初年的国会。凡此种种表明，黄兴不愧为三民主义的勇敢捍卫者。

　　四、三民主义的坚定实践者

　　既然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那么，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共和国、振兴中华。这就意味着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为重要。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孙中山由于长期在国外活动，主要是革命的先行者和思想指导者，而黄兴则主要在国内活动，担负着国内实际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因此，早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看法。毛泽东也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10]（P514）}黄兴本人也十分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自己“个人生平得力，即在知则必行，虽冒万难，九死一生，在所不顾” ^{[2]（P346）}。这说明，重视实践、勇于实践、积极实践是黄兴革命活动的鲜明特点。但需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伟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11]（P3）事实上，黄兴不仅仅是一个实行家，他在践行其参与创立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根据具体实际情况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武装起义方面，早在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与其他革命志士密谋成立华兴会的聚会上曾就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其中，武装斗争的最终目标是“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武装斗争的策略是“地方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是“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武装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洪会党人和新军。^{[3]（P4-5）}应当说这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最早最完整最科学的武装斗争思想。在以后武装斗争实践中，黄兴注重总结和汲取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和发展武装斗争理论。在依靠力量方面，他更加重视利用反正新军，认为“惟需有正式军队为主力，始足以言战守”， ^[4]（P29）因此，长沙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发动武装起义每每“从运动军队下手” ^{[4]（P576）}。同时，黄兴还萌发组建革命派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建军思想。1908年7月河口起义失败回到日本后，黄兴“注重训练党员之军事常识” ^[4]（P36）， 决定先从培养军事干部入手，逐步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的军队。于是，黄兴重新组织了先前在日本设立的大森体育会，作为训练革命军事干部的场所，并聘请日本军官多名为教练，从河内、香港、日本召集林时爽、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等一百七十人为学员，参加训练。经此训练，参学人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大有提高，许多人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再次策划广州起义时，黄兴在运动新军的同时，又从海内外召集和训练800名革命党人作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在发难地点的选择方面，华兴会成立后，黄兴主张“以湘省为根据地”；同盟会成立后，鉴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一时不足有为，又将首义地点改为两广和云南；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得知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壮大、革命形势变好，他又支持中部同盟会在武汉发难的计划，从而获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这说明，黄兴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变首义地点的策略和实践也弥补了孙中山固守两广发难的不足，为最终成功地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作出贡献。民国成立后，在陆军总长和南京留守任上，黄兴对军队建设颇为重视，初步形成了包括军纪建设、军队编制、军士服制、军官官制、干部培养、军队教育、后勤保障在内的建军理论。上述黄兴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建军理论，对于孙中山逐步改变“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12]（P5）和固守西南边境发动武装起义的思想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对于完善、丰富和发展三民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