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曾指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P184）}黄兴一生只活了42岁就英年早逝。他实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如果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算起，也只有短短的15年。但在这短短的15年中，黄兴以救国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坚忍不拔、忘我奋斗，为创立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捍卫三民主义、实践三民主义和丰富、完善、发展三民主义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三民主义的重要创立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1894年冬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次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发动了第一次广州起义。1903年8月，他创立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为该校学员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学誓词。三年后的1905年8月，他又提议将这十六字的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员入学誓词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由此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无庸置疑，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最早创立者和阐释者。而黄兴则于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成立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在国内革命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华兴会虽然没有留下正式的政治纲领和章程，但从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的讲话和他们提出的“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口号以及他们后来的革命活动来看，其反清革命、振兴中华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而且，两个革命团体的名称一个“兴中”，一个“华兴”，虽有一字之差，但都蕴含了“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这就说明,在当时外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抵御列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富强共和国是孙中山和黄兴共同的愿望和理想。也正是这种共同的愿望和理想，才使他们在1905年7月下旬走到了一起，并共同迅速作出了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的决定。7月30日，在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上，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讲，说明革命即造反及革命须团结之理由，呼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新的统一组织的必要。黄兴也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治，如何修睦外交。会议通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宗旨后，黄兴建议赞成者“书立誓约”，并与孙中山、陈天华当即制订了誓约，由孙中山带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最后，黄兴又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章的起草人之一，负责起草同盟会总章。1906年秋冬间，黄兴又与孙中山、章太炎在日本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1个文件，具体规定了武装反清斗争策略、创建民国的总方针与政策、民国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财政制度与对外政策等，是同盟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在“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的《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对同盟会的十六字宗旨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①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②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③创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④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与此同时，规定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等三个革命实施步骤。《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产生说明同盟会已具备较为完整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兴中会的宗旨与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上，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同盟会的主要创立者和《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主要创制者，黄兴对于同盟会及其纲领三民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二、三民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黄兴对革命宣传一向是十分重视的。1902年11月，黄兴与湖南藉留日学生创办《游学译编》，宣传革命思想。稍后，黄兴又和蔡锷、杨毓麟等组织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及其革命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1903年他作为运动员回国，就带回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几千部在武昌散发。回到长沙后，除翻印《革命军》等继续散发外，还与周震鳞等印发《血泪书》，以书信形式，抨击清政府懦弱无能和卖国媚外，号召炎黄子孙奋起救亡。1905年，黄兴又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亲自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并为《民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煞费苦心，使《民报》成为宣传三民主义的重要阵地。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民报》第24号上刊载了伯夔写的《革命心理》一文，违反《新闻纸条例》第23条为由，下令停止销售并封禁《民报》。黄兴随即组织向日本内务省申诉并委托宫崎寅藏延聘辩护律师。申诉不幸败诉后，黄兴又召集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干部商议将《民报》迁往美国出版。“旋因为他事所阻，终不果行”。^{[2]（P134-135）}尽管如此，为了恢复《民报》，黄兴继续多方联系，四处奔走。1909年秋，在林时爽等人的帮助下，黄兴筹措到经费，准备将《民报》以巴黎《新世纪》之名义在东京秘密出版。但此时，正值陶成章、章太炎发动倒孙风潮之际。陶成章、章太炎以《民报》专为孙中山一人“虚张声势”， 不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民报》为由反对《民报》继续出版。章太炎还在《日华新报》上刊登了《伪＜民报＞之检举状》一文对孙中山进行攻击。面对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这种危害革命事业的错误行为，黄兴一方面“以大度包之”，一方面“以身力拒之”，使这场风波迅速得以平息。^[3]（P22）然后，黄兴又邀汪精卫到东京接替章太炎出任《民报》编辑，从而使《民报》第25、26号终于1909年11月又与读者见面。同时，他还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己任，身体力行地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从事三民主义宣传活动。在宣传三民主义的过程中，黄兴注重结合当时革命中心工作的需要，不同时期的宣传各有侧重。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着重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而大造舆论；民国成立后，他大力宣传民主政治、民族平等和团结以及民生主义，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民族团结、建设富强的中国而奔走呼号；“二次革命”后，他侧重宣传民权主义，揭露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和帝制自为罪行，为维护民权、再造民国而不遗余力。即使黄兴因与孙中山有重大意见分歧而远走美国，但“他在美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谈话，内容还是宣传三民主义”^{[4]（P217）}。黄兴对三民主义的不懈宣传，扩大了三民主义的影响，增进了国人对三民主义的认识，鼓舞了广大革命志士的精神，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巩固中华民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兴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近年来得到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彭国兴在论述黄兴与《民报》的创办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关系后认为，“以往一些论著，很少提到黄兴在革命宣传方面的贡献，这是不公允的。”^{[5]（P119）}饶怀民指出：“只要认真研究黄兴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活动，就不难发现，他和孙中山一样，不仅是一个具有卓越军事、组织才能的革命实行家，而且，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革命宣传家、伟大的理论家。”^{[6]（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