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中国同盟会(3)

　　从同盟会成立的全过程不难看出，黄兴几乎在每个重要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表现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是由他建议改定的；同盟会的誓词是由黄兴斟酌审定的；同盟会的章程也是黄兴牵头起草并主持通过的；作为同盟会的首位总理孙中山是由黄兴提议不经投票确定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是黄兴建议由《仁十世纪之支那》改的；同盟会总部工作长期是黄兴与刘揆一主持。故此，论定同盟会是由孙中山和黄兴密切合作、共同建立的全国性革命团体，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而目。

　　三 坚持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同盟会由于孙黄密切合作，建成相当顺利。可是，建立以后，却是风波不断，前进的道路颇不平坦。其根源是参加同盟会的人，尽管革命的大方向一致，客观上却有不少分歧。这些分歧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产生分裂，破坏大好革命形势，导致革命中途夭折。同盟会从1905年建成到l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内部曾经发生过三次大风潮。这三次风潮都与孙中山有关，都是由于黄兴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才得转危为安，没有对革命前途带来重大影响。

　　第一次为国旗旗式之争。l906年冬，同盟会召开干部会议制订革命方略，随后议论未来中华民国国旗式样。讨论中有的提议用五色旗，以顺中国历史习惯；有的主张用十八星旗，代表十八行省；有的提议用金瓜钺斧，借以发扬汉族的民族精神；有的建议用井字旗，以示井田之意；孙中山主张沿用青天白日旗，说是先烈陆浩东所设计，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觉得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倾向于用井字旗。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并在上面增加红色，同时指责用井字旗有复古倾向，声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见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反而大动肝火，十分不快，愤而表示“欲退会断绝关系。

　　旗式式样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没有必要闹到决裂的程度。宋教仁分析，旗式之争不过是一个触发点，其根源在于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由于平日积怨于心，此不过借题而发。试想，孙黄二人都是同盟会的主心骨，假如因旗式之争闹到公开分裂，则同盟会必然分化瓦解。好在黄兴吸取太平天国教训，顾全大局，所以冷静下来后立刻回心转意，不再坚持己见。他在致胡汉民的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为大局，己勉从先生意耳。”黄兴的姿态确实很高，此后不但未持异议，而且在华南领导多次起义，使用的都是青天白日旗。胡汉民看了黄兴的信后，和汪兆铭都称赞他“持义颇高”。

　　第二次是因为经费分配问题引发“倒孙风潮”。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巨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清政府眼见革命势力发展迅速，于是勾结日本当局，迫令孙中山离境。日本正准备吞并朝鲜，进一步控制东北以及内蒙东部，需要清政府支持。乃用较温和方式，赠款五千元给孙中山，劝导他离境。在宫崎寅城的劝说下，证券商人钤木久五郎也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拿到这两笔钱后，用一千元举行告别，留了两千元作《民报》经费，其余拟用于策动潮、惠起义军饷。不久，潮、惠起义失败，章太炎又听说从日本购买的军械是一些废旧的东西。他认为铃木赠款应该全部拨给《民报》对孙中山擅自处置十分不满。于是和张继、陶成章、宋教仁、谭人风、田桐等联合起来，对孙中山进行猛烈攻击，催逼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章太炎还把挂在《民报》之的孙中山像撕了下来，批上“卖《民报》孙文应即撇去”寄往香港。刘揆一认为，孙中留给《民报》二千元作为维持费，其余的是用于军事急需，实在出于不得己。他也深知黄兴“素以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中山在广东策划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因此力拒众议，拒绝开会。”张继为此在《民报》社和刘揆一互相揪斗。不过立刻猛醒，当面大声认错。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刘揆一紧急函告黄兴，同时致信冯自由与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警语，请他们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孙中山答复“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在这种情况下，黄兴的态度最为关键，稍有不妥，就会导致同盟会分裂，前途不堪设想。黄兴得悉后即日复函，声言“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塑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此事由于黄兴光明磊落，抵制坚决，风波很快得到平息。平心而论，孙中山接受赠款后，如多征求大家意见，或向大家说明用途，也许不会引起如此巨大风波。全亏黄兴以大局为重，敝屣权位，有力地维护了革命的团结，维护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再一次表明他是一位对革命无比忠诚的革命者。

　　第三次是由陶成章、章太炎发动的最大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原本光复会的领导人，1907年1月4日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担任留日会员中浙江分会会长。1908年春做过《民报》主编，编辑过该报第20至22期。随后返国，准备联合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发动起义。同年7月，陶成章为筹款到达新加坡，向孙中山索要3000元作为报印刷费用。当时孙中山正因安置河内起义失败而流亡南洋的起义者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拿不出钱。陶不理解孙中山的实际困难，当场吵吵嚷嚷。后又请孙中山开具介绍信，以便亲赴南洋各地筹款，结果也不顺利，从而对孙中山心怀不满，萌发了反孙念头。这时，湘人李燮和也以做教师为掩护，主持文岛、槟城等地同盟会会务，对孙中山也有不满情绪。于是两人互相呼应，联袂反对孙中山。

　　1909年初，陶成章在南洋各地到处散播流言蜚语，胡说孙中山欺骗同志，把筹款据为己有，致使各地同志心存疑虑。不久，陶、李联合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七省在南洋办事的人，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攻击孙中山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共罗列了12条罪状。声称“恶莠不除，则嘉禾不生。藉不先行开除孙文，则我辈机关办就，他即乘势侵入。”“若不再行改图，后事将何堪设想！”为此提出9条办法，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另订章程，发布南洋各机关所，令其直接东京总会”。9月，他带着这份所谓“罪状”到达日本东京送给黄兴，要求开会讨论。此时此刻，黄兴如果答应他的要求，开会讨论，势必导致组织即刻分裂。在这事关同盟会生死存亡和孙中山地位的关键时刻，黄兴再次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毅然拒绝召开总部会议，拒绝散发《孙文罪状》传单。为了辨明真相，分清是非，他又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复函李燮和等人，针对所列《罪状》逐条为孙中山辩驳，斥责陶“妄造黑白……其居心险毒，殊为可恨！”还致信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此外又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函告美洲各地中文日报同志，指出孙中山抵美之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对孙中山进行种种攻击，“用心险毒，殊为可愤，故特飞函奉白：一、按本会章程，如总理他适，所有事务由庶务代理，故凡公函必须有庶务签名及盖用同盟会之印者，方可认为公函。二、如非公函，而函中有多数会员签名者，则作为会员之函件，请将其姓名及所陈之事实，抄录一通寄来敝处，俾得调查核实，以明是非曲直之所在。三、如系匿名之函，则其为清政府侦探奸细之所为毫无疑义……同人可置之不理。”最后希望乘孙中山赴美之机，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