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中国同盟会(2)

　　最为难得的是，尽管黄兴拥有雄厚实力，却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位。1904年秋，他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在友人掩护下到了上海，立刻邀集杨笃生、陈天华、张继、黄炎培、章士钊、蔡锷等数十人，“重新集合于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不旬日会势大振。”环料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生，黄兴等被牵连入狱。经过营救出狱后于l1月底逃亡日本。他抵日后一方而筹资营救尚且在押同志，另一方面又在华兴会的基础上，继续从事组织联络工作。据程潜回忆，是年12月，黄兴已与湖南留日学生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擞、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到了1905年春天，联络的同志日渐增多，黄兴准备正式成立政党，作为“革命之中坚”。当去和程家柽商议时，程劝告说：“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己大振，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将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黄兴认为程说得有理，决定暂缓建立革命政党，等待孙中山抵达日本以后再议。

　　二 孙黄合作共建中国同盟会

　　20世纪初，深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为当时全国的最强音。要救亡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卖国的清王朝。因此，实现全国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当时形势的紧迫需要，也是全体爱国志士的共同愿望。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革命力量实现了大联合，为全国革命高潮的来临提供了组织保证。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联合中，孙中山和黄兴的密切协作，实际起到了关键作用。

　　孙中山和黄兴的密切协作，是从东京风乐园首次会晤开始的。会晤前，黄兴对孙中山大名虽有所闻，但从未见过面。而孙中山对于黄兴，连名字也许未闻。直到l905年7月下旬到了东京，见到宫崎寅藏，急切地询问东京留学生中有无杰出人物，经过宫崎极力举荐，他才知道黄兴是个“杰出人物”。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前去会见。这种态度一方而表现了孙中山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又表明孙对黄毫无所知。在宫崎的陪同下，孙黄两人在风乐园叙谈约两小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史无详细记载。张继在《回忆录》中只说了“商组革命大同盟事”。冯自由在《中国同盟会史略》。中也只说：“黄等对总理备致倾慕，并愿率领华兴会全体会员与总理合组新革命团体，总理深表赞同”。宫崎因为懂汉语，同样不知其详。只说“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谈起国家大事来。我虽然不大懂中国话，不知他们谈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频干杯。大约有两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从这些记载看，两人商谈的内容不外救国大事，特别是如何联合全国革命力量，共组革命同盟。这次首晤，由于畅谈甚欢，实为成立同盟会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次晤谈，意义巨大。民国初年某报指出：“考吾国革命由来己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惟漂泊无定，势力微弱。直至孙文、黄兴二氏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今日之成功，当时运动之力居多也。”足见其意义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

　　在组建同盟会的过程中，两人配合十分默契。首先是商议革命组织名称。1905年7月29日，同盟会主要骨干八九人在程家柽寓所开预备会议，商量会名和有关事情。孙中山建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如果采用此名，难于为一般群众接受，将给党员行动带来不便，不利于做群众工作。经讨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当时广大群众尚未完全觉醒，在一般人眼里，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不但会招惹杀身之祸，甚至诛连九族。所以，如果用“中国革命党”这个名称，群众会敬而远之，这对于组织的发展和联系群众都会带来巨大影响。因此，黄兴的建议，是一种稳重的表现，体现了他的笃实作风。名称上虽只有几字之差，对于组织的发展，关系却极为重大。其次是同盟会誓词的确定。在组建过程中，孙中山很重视加盟时宣誓，认为是入党者坚定革命决心的重大手续。在7月30日的筹备会上，他提出盟约式样，大家推举黄兴、陈天华审定。审定后的盟约如下：

　　立誓约人某某省某某府某某县某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中国同盟会会员 某某某

介绍人 某某某

天运 年 月 日

　　现在己无法确知，黄兴等审定时作了哪些修改。不过和此前在欧洲吸收会员时的《盟约》比较，大体有三处改动：1．立誓约人后而加了某省某府某县：2誓词最后两句由“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改为“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支盟誓时间原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四十二年某月”改为“天运某年某月某日”。这三处改动带有实质意义的只有“神明殛之”一语。“明殛之”为会党宣誓时常用，带有迷信色彩。“任众处罚”则体现民主监督精神。大家宣誓后孙中山提出：“众人盟书由我保管，我之盟书请诸君举一人保管”。众推黄兴担任。

　　其次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与通过。立会须有章程，才能有章可循。筹备会上大家推举黄兴、蒋尊簋、汪兆铭、陈天华、宋教仁、程家柽、马君武和孙中山等8人负责。8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首先通过会章，由黄兴代表起草组宣读，经过讨论后略加修改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烘30条（现在只能找到l906年修订的24条本），大旨取三权分立。总部设总理和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地址设于东京。总部之下，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部。各省及海外各地设立分会，公举会长，受总部统辖。总理、评议部、司法部人员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执行部职员由总理指任。这个章程大体反映了当时西方的民主制度。

　　同盟会章程通过之后，紧接着即按章程确定干部人选。遵照会章，总理应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黄兴体察同人心意，建议变通处理。他说：“总理一席，属意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大家同意，众喊赞成。“孙中山随即提议黄兴任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全权主持”。“从此，同盟会的全部系统，逐步得以建立。干部人选确定之后，黄兴又提议，《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大家拍手赞成。这就是后来在宣传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民报》之由来。同盟会建立后，由于总部设在东京，孙中山即使在日本，也是常住横滨。因此总部实际工作，长期是由黄兴及其挚友刘揆一主持。